刘英回忆：会理会议上，毛主席误会了张闻天，还以为是他背后动作

遵义会议上，毛主席当选为常委。当时常委有五个人，分别是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毛泽东、博古和陈云。会议第二天，常委们进行了工作分工，毛主席由此重回军队领导岗位，参与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工作。

中央和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后，面对不断变化的敌情，毛主席他们采用极为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策略，果断做出转兵、缩编等重大决策。

二渡赤水结束，毛主席带领部队出击。王家烈的8个团被击溃，吴奇伟的2个师也被消灭。这一仗收获不小，物资缴获很多，还俘虏了3000多人，取得长征途中首个重大胜利。之后，毛主席写下那首著名的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。

凛冽西风呼呼刮着，寒冷清晨，月亮还挂在天上，霜气弥漫，大雁鸣叫着飞过辽阔天空。就在这霜晨有月的时分，急促的马蹄声细碎传来，军号声也在风中低沉呜咽。

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”这几句诗，生动展现出曾经历经的艰难险阻像铁一般难以逾越，可如今，我们要重新振作，再次出发。再次出发时，眼前所见，山峦连绵好似大海的波涛，夕阳的余晖恰似鲜血般殷红。这般景象，既饱含过往艰辛，又充满对未来前行的坚定信念。

战役获胜后，张闻天在实际经历中，对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原则以及军事指挥能力，越发信任和钦佩。基于此，他提出建议，成立一个前敌指挥部，让毛主席出任前敌总指挥，这样能强化作战时的统一调度。

毛主席刚当上前敌总指挥没多久，红一军团就向中央提议攻打打鼓新场。中央随即在鸭溪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专门讨论此事。在这次鸭溪会议上，多数同志都赞成打，可毛主席却坚持认为不能打，双方各执一词，僵持不下。最后毛主席甚至说要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，可还是没能扭转大家的想法。会议结束后，彭德怀同志暂时代理了前敌总指挥一职。

散会以后，毛主席心里对攻打打鼓新场这个决定很不踏实。他随后找到周恩来，跟他聊了聊，就想让大家都能静下心来再琢磨琢磨这事。毛主席费了不少口舌去劝说，最终，大家改变主意，不再打算攻打打鼓新场，这才没在军事上遭受损失。

鸭溪会议开完，毛主席考虑到战场上时间宝贵，多讨论容易给战事带来负面影响，便提议中央组建个新的全权军事机构来指挥打仗。张闻天觉得军事指挥得随机应变，总开会不利于指挥，况且自己对打仗不太懂，是个外行，所以就同意了毛主席这个提议。

就这样，新“三人团”成立了，成员有毛主席、周总理和王稼祥。这表明毛主席进入了当时至关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，意味着他的正确主张更广泛地被全党、全军接受，领导地位也更加明确了。

“新三人团”成立后，长征便在毛主席指挥下展开。紧接着，就有了极为著名的“四渡赤水”战役。这一连串战役情况复杂，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毛主席运动战战略思想的强大威力。毛主席曾讲，四渡赤水是他这辈子颇为得意的一场仗，其意义在他心中甚至超过三大战役。

但在那时，不是所有人都能领会四渡赤水的绝妙之处。当时，毛主席指挥红军作战，经常带着部队转移，一会儿往东，一会儿往西，有时走新路线，有时又走老路。对此，很多人表示不理解。尽管大家都坚定执行命令，可还是有人心里犯嘀咕，抱怨部队光走路不打仗，担心部队没被敌人打垮，反倒要被这不停走路给拖垮了。

那时，不光一、三军团有好些人想不明白，就连“新三人团”里的王稼祥，也搞不懂这种作战方法。王稼祥找到时任“总负责”的张闻天，跟他说部队老是绕来绕去，却不跟敌人交战，长此以往可不行，觉得得开个会来解决这个事儿。

5月9日，红军成功渡过金沙江，行动上掌握了主动。正是在这一情形下，会理会议召开了。

在会理会议期间，毛主席批判了一些人提出的“走弓背路”这种错误说法。他点明，要是当下为了避开追击的敌人，不愿多承受些辛苦，日后反而得吃更多苦头。他还指出，出现怀疑和动摇的情况，这其实就是右倾的表现。

在那次会议上，毛主席没直接点张闻天的名，却批评是他在背后鼓动起那股不满情绪。张闻天心里觉得挺委屈的，可当时大敌当前，团结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不管在会上还是会后，他都没去解释。

会理会议持续了两三天。会议末尾，张闻天作结论。他明确指出，自遵义会议起，毛主席在军事指挥方面是正确无误的。同时，张闻天还批评了部分人。这些人抵触机动作战，在部队里抱怨叫苦，甚至妄图变更军事领导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。

张闻天一直秉持一个信条：谁掌握真理，就跟着谁走。他深知，在革命队伍里，大家产生争论是常有的事儿。即便正确的意见和方针，也得经过讨论、争论，再通过实践，让大家认识到它确实正确，才能被贯彻执行。会理会议上有过一场争论，这一争，大家思路清晰了，认识也统一了。况且当时战事吃紧，对于个人之间产生的误会，张闻天没太放在心上。会议结束，他秉持“日久见人心”“事久自然明”的想法，把这事儿暂时放下了。

张闻天的妻子刘英讲，闻天性格内向，不太会跟人随意地交流谈心，也不擅长沟通想法，所以常常会引发隔阂与误解。

1941年，她这话应验了。那会儿在一场小规模会议上，有人指责会理会议前，张闻天曾调动军队领导同志反对三人小组。张闻天回去就连夜写了封信，说明当时实际情况。可他性格使然，写完又觉得没必要解释。

1943年整风运动时，刘英跟张闻天说，会理会议很重要，这次得抓住机会，把这事讲明白。张闻天听了刘英的建议，借着大家都在延安，就把这事解释了一番。

张闻天在笔记里写着，有人说他曾鼓动反对三人小组，这纯粹是误会。还提到，会理会议上他报告的大纲，是和毛主席、王稼祥一起商量过的……

张闻天完成这篇五万多字的笔记后，头一个拿给毛主席瞧。毛主席读完，特意到张闻天住的窑洞归还笔记。他满脸欢喜地对张闻天说：“我一口气就看完了，写得真不错！”

张闻天听完，心里很畅快，他说：“毛主席到底还是懂我的，这下误会也能彻底消除了。”

1959年，在庐山，张闻天专门就一件事作了解释。他说，过去24年里，主席大概提过4次这事儿。可他既没跟主席说明情况，也没和其他同志聊过。以现在的经验教训来讲，这种事还是讲清楚更好，省得问题积累到最后一块儿算账，还能防止被挑拨的人利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