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铸跃升第四号人物之谜

陶铸如何成为“第四号人物”？

文/阎长贵

1966年8月8日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了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，亦称《十六条》。在会议的最后一日，即8月12日，应毛泽东的建议，临时增设了一项议程，即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。

最新公布的改选结果揭晓：毛泽东、林彪、周恩来、陶铸、陈伯达、邓小平、康生、刘少奇、朱德、李富春、陈云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。刘少奇的排名由第二降至第八。林彪则跃升至第二位，取代刘少奇的位置，成为新的接班人，这一变动在人们预料之中。此外，刚刚从地方调至中央任职仅两个多月的陶铸，也跻身常委行列。第四号人物截至目前，关于这一议题，存在着数种各不相同的说法。

1966年，毛泽东与陶铸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。

第一版修订：回忆录中，由“中央文革”时期的成员王力所撰述。

王力说：“在选举常委时，邓小平得了全票，主席本来将邓小平排在第四位。江青虽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，但常委名单的排列次序却是她定的。这在党史上是罕见的。她说邓小平犯了错误，为什么还升了，过去第七位，现在第四位了。他的名次要在陈伯达的后面。她又说陈伯达太老实，压不住邓，陶铸厉害，调上去。本来陶铸的名次在第十一位，调到了第四位

王力的言论被众多人士（包括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）视为无稽之谈，难以采信。他们认为江青并不具备如此庞大的影响力和决策权。事实上，江青对陶铸并无好感。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，江青曾试图鼓动陶铸揭露和批判邓小平、刘少奇，但遭到了拒绝，她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。因此，她不可能为了提升陶铸的地位而竭尽全力。

第二种版本：陈伯达秘书忆

陈伯达在常委名单位次酝酿时，备受关注。第四”。陈自觉自认能力有限，对于外事工作尤其心生畏惧，于是向毛泽东坦诚道：“书生气浓，此岗位不适宜。。”毛泽东对他说：“去掉书生气即可。陈心绪不宁，遂命秘书向毛泽东写信，恳请表达其认为自己不适宜担任该职位。

秘书面临困境，不禁质疑他们如何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并敢于行动。他们补充道，周恩来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。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疑问：若他外出，由谁接替他的职务？邓小平已经犯了错误，不宜担任，他认为陶铸更为合适。毛泽东赞同了周恩来的建议，随后将陶铸的位置提升至陈伯达之上。

陈伯达所提及的两位秘书的言论，至今尚未被任何文献所记载。我与几位对此较为熟悉的人士闲谈时，亦曾议论起陈伯达在推让事宜上的态度。第四位他们认为“的问题”不一定可信。

第三版：《周恩来年谱》以及《苦撑危局——周恩来在1967》的相关记载。

《周恩来年谱》中记载：1966年8月6日，周恩来前往毛泽东处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议，议题涉及现有及拟增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委员、候补委员，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候补书记的人选名单。会议结束后，依照会议的讨论结果，周恩来草拟了一份名单草案，并呈交毛泽东与林彪审阅。在毛泽东审阅名单时，对政治局常委的排序进行了调整，将原本位列第七的陶铸移至周恩来之后、陈伯达之前，位居第四。

《苦撑危局》记载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，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均由刘少奇与邓小平同志共同主持。八届十一中全会……炮打司令部此后，尽管刘少奇、邓小平依旧担任政治局常委，实则已退居幕后，党和国家的重任遂落在了周恩来的肩上。面对如此局势，在讨论政治局常委分工之际，周恩来提议陶铸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。毛泽东赞同了周恩来的提议，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，亲自用红笔将陶铸的名字标注于周恩来之后、陈伯达之前。这一说法在事实、情感和道理上均显得可信且可靠。

第四种版本：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录

曾志回忆道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，对政治局常委的名单进行了调整。在此之前，陶铸的位置较为靠后，然而，主席亲自拿起红笔，将陶铸的名字勾选至总理一职之后、陈伯达之前，此举便成为了人们口中的“第四号人物“的来历。陶铸曾言：初来乍到，我深感排在队列前端并不适宜，因此建议将自己调至富春之后。为此，我拜访了主席，并恳请将陈伯达同志调至第四位。我指出，陈伯达同志长期伴随主席左右，对主席思想的领悟速度远胜于我。然而，主席告知，阵容已经确定，不予变动。他表示，会找伯达同志进行一番交谈。。”

陶铸，与其夫人曾志、爱女陶斯亮，在1950年代的广州留下了深刻的足迹。

是否还有其他版本，笔者目前还没有看到。从这几种版本看和进行比较：（一）王力所述，认为陶铸被提升至第四位乃依江青之意而定，此说恐怕难以采信；（二）陶铸之位升至第四，系毛泽东、周恩来（或许亦曾征询林彪意见）综合考虑需求与实际情况所共同商定，此说或许符合实情，亦合乎常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