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革中江青如何崛起与“高层交往”

秘书忆：文革江青

是如何提级的

杨银禄（前江青秘书）

来源：转自网络

原载：《党史博览》

自2010年6月起，我陆续阅读了数篇探讨江青晋升的文章。在那段时期，我担任她的秘书，因此对于一些细节有所了解。我有义务将这些所知之事讲述明白，即便无法做到详尽无遗，亦能为党史研究者提供若干有价值的线索，这亦算是对一名老党员职责的履行。

有一篇文章写道：

江青首先赶至毛主席处，恳求安排一项工作，然而毛主席并未理睬她的请求。无奈之下，江青转而求助于林彪，却遭到叶群的数次推脱，以林彪身体不适为由，接连拒绝了五次。直至最后，叶群觉得再也无法推辞，才终于同意江青与林彪进行了一次谈话。

江青高声请示中央，希望分配给她一份职务。林彪则回应道，政治局委员的职位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。

江青曾言，若无丝毫权力，工作便显得空洞无物。林彪则认为，在集体领导体制下，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，都构成了权力的体现。

江青显得焦躁不安，此刻的我，在政治局中似乎成了无足轻重之人。林彪则以冷漠的口吻回应，声称诸如我们这类人，其实都是多余的！言毕，他闭上双眼，沉浸在静默之中，再无言语。

对于作者描述的那段对话是否真实发生，我确实难以确证。不过，有一点我能够明确指出的是，江青通常不会亲自拨打电话，亦不亲自接听来电。这主要是因为她对电话铃声敏感，一听到铃声便会出现惊慌，甚至大汗淋漓。她的日常通话大多是经由秘书代为处理。若叶群曾多次拒绝与江青通话，而我作为秘书却一无所知，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发生。

此外，自1969年2月份起，江青便指令其秘书对与毛家湾（林彪的居所）之间的所有通话内容进行详细记录。自那以后直至“九一三”事件爆发，江青与林彪、叶群之间的通话累计超过470次，其中并无记录显示江青曾向林彪提出过工作要求、寻求会面，或遭遇了婉拒的情况。

此外，自中共九大召开之后——正如林彪所称呼的“政治局委员”是指九大之后的事宜——江青鲜少主动请求与林彪会面。即便偶尔有所请求，林彪也总是予以应允，未曾有过任何拒绝。在批判杨成武、余立金、傅崇碧之际，江青伸出了援手，协助了林彪与叶群。因此，他们对于江青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“江青同志，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！任何企图陷害江青同志的阴谋都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！我们誓死捍卫江青同志！”由此可见，他们不太可能多次拒绝会见江青，反而对她出言不逊。

江青是最了解毛泽东的人之一，也是最尊重毛泽东意见的人之一。她不会在请示毛泽东给她分配具体工作遭到拒绝以后，又去请求林彪给她分配工作。江青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她不会做这种令毛泽东不悦、让自己挨批评的傻事。

我所知道的是：林彪倒台后，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以前的1974年11月19日，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给她分配工作。她在信中说：“自九大以后，我基本上是闲人，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，目前更甚。”

11月20日，毛泽东在回信中提到：“江青同志，建议你阅读李固致黄琼的那篇著作。就思想内容和文章质量而言，实为一篇佳作。你的职责在于研究国内外的发展态势，这本身便是一项重大的任务。我已多次向你提及此事，切勿误以为自己无所事事。特此嘱托。”

江青性格开朗，情感波动明显，她的面部表情仿佛是她心情的晴雨表。每当她在林彪、叶群那里遭遇闭门羹，或遇到重重阻碍，她的情绪便会不由自主地在我们工作人员面前流露出来。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，她时常对我们工作人员发火，显露出威严的一面；而九大之后，我注意到她似乎卸下了重担，仿佛脱胎换骨，整个人都显得轻松许多。

某日，江青微笑着对我说：“小杨啊，九大会议已圆满落幕，主席与党中央赋予我的使命，我已竭尽全力，大多已妥善完成。如今，我也应当适时放松，调整身心。上海，对我而言，如同第二故乡，我计划先赴上海休憩片刻，之后再考虑前往其他地方休养。”

1969年6月，她踏上了上海的征程。转年11月13日，她的足迹又抵达了海南岛。12月2日，她从海南岛起飞，抵达广州，稍作停留后，再度启程，重返上海。次年1月，她再次踏上了前往海南岛的旅程。1971年8月5日，她的目的地变为青岛，而8月16日，她便从青岛返归北京。不料，仅仅28天后，“九一三”事件便爆发了。

江青在数度离京休憩之际，均获毛泽东首肯后，特地邀请叶群至钓鱼台10号楼，共商出行工具及随行军事领导人选。起初数回，叶群均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解放军副总参谋长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。而最后一次，叶群又添请了中央政治局委员、解放军副总参谋长、海军政委李作鹏一同前往，这一切均由叶群亲自操办。更有两次，江青选择乘坐林彪的专机出行，却未见她对林彪及叶群有所疏离，似乎并未因任何原因而对他们心生嫌隙。

1971年6月9日，江青还把林彪请到钓鱼台照了相，照片还登在杂志上。

江青为林彪摄《孜孜不倦》

江青起初的行政级别为九级，而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她的行政级别一度上升至五级，此乃确凿事实。

“曾有一时期，江青曾宣称，不应将她仅视为抗战初期的干部。自1931年起，她便投身于地下革命事业，堪称文化界革命的先驱。在她看来，其行政级别不应局限于九级，而应与中央大局书记、大军区司令等高层官员相匹配。

于是，周总理向林彪进行了汇报，经过一番讨论，两人最终决定不对毛泽东的安排进行干预，并将江青的行政级别提升至五级。林彪特意指示叶群向江青透露这一决定，并强调这是总理的意愿，希望江青能够领会总理的良苦用心。江青因此得到了这一意外的好处，一时间确实表现得较为收敛。

邱会作说：这件事从拿主意到操办都是周总理，林彪只是点了头同意，我觉得周总理没有什么错，为了不干扰毛主席。这件事毛主席到死恐怕也不知道，如果知道了，肯定会把江青骂个狗血喷头。” 作者所述的这一叙述是否确为事实，我难以确信，毕竟我并不清楚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形成过程。

我仅记得，自1968年3月“杨余傅事件”发生后不久，江青曾向我坦言：

“叶群告知我，林彪同志认为提升江青同志的行政级别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。她目前的行政级别偏低，若不提升，将难以与杨成武等人抗衡。林彪同志建议将江青同志的行政级别从九级上调至五级。”

涉及林副主席对我职级提升之事，叶群未曾与我商议，便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公然提及，恐怕连总书记事先都未得知。总理听闻此事后，并未明确表态。

难道地位不高，正义就无法战胜邪恶吗？这显然是不对的。我坚决不赞同他的做法。若我应允，别人可能会误解我工作的动机只是为了追求地位和待遇。事实并非如此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我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党的事业，而非仅仅为了个人地位的提升。”

在我看来，江青公开发表要求级别待遇的说法或许并不成立。江青向我吐露这些话语，恰在1968年三月末，绝非在林彪离世之后，为洗清自己与林彪之间的纠葛而捏造的谎言。

2007年8月15日，前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曾向我透露：

“1968年3月的一个清晨，林彪的秘书向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传达了一则消息：江青同志的行政级别已由九级晋升至五级。据此，请贵局依照新的工资标准，为江青同志调整薪资。”

显而易见，周总理并未介入江青的提级事宜。倘若他有所参与，必然深知必须遵循何种程序，以及需办理哪些手续。然而，至于江青的晋升事宜，始终未曾办理任何正式手续，仅凭林办的一通电话通知便草草了事。

江青的行政级别由九级晋升至五级，依照规定，其月工资应相应上调一百元。鉴于缺乏正式的程序，中央警卫局行政管理处财务科未曾将额外工资发放给江青。然而，他们亦不敢违背林彪的口头指令，因此选择将每月增加的100元工资保留在账面上。直至林彪去世，这笔钱未曾被用于江青的日常开销，而江青本人也未对此提出过任何疑问。自1968年4月起至1971年9月，账户累计存款额达到了4200元。

吴连登表示，江青对摄影情有独钟，她不时要求将胶卷费用交付给新华社。然而，江青并无过多储蓄，金额往往难以凑齐，无奈之下，只得在这笔超过4000元的款项中，我提取了一半用于支付胶卷费用，剩余部分则上交了。然而，这种处理方式并未向江青本人汇报。

秘书忆：叶群与江青“高层互动”

【内容摘要】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所述，叶群曾向秘书们明确表示：“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：必须紧跟主席的步伐，而我本人也将坚定不移地跟随江青！无论她身在何处，我都会紧随其后；她不去的地方，我也不会涉足。”

阎长贵表示：“张云生同志的回忆准确无误，叶群确实如此言出必行。她不仅在言行上处处效仿江青，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亦步亦趋，我对此有着深刻的亲身感受和多次的经历。”

原文转自博主博客

近年来，有关叶群与江青之间的关联信息逐渐浮出水面。然而，至1967年，仍有许多关于他们关系的细节尚未被广泛认知。

昔日，江青可谓是“光芒万丈”，备受瞩目，正处于一手遮天且权势愈发攀升的阶段。叶群竭力奉承她，这与日后情形迥然不同。

谈及此事，江青的前任秘书阎长贵向我透露了诸多他亲身目睹与亲历的细节。

江青秘书阎长贵

1966年6月，阎长贵受命由《红旗》杂志社转调至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，专职负责处理群众的来信与来访事宜。仅仅一个月后，他又被调入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组，并入驻钓鱼台。自8月份起，戚本禹便开始委托他负责处理江青收到的群众来信。

阎长贵，一位出身于贫寒的农民家庭，其社会关系与经历素来简单。1961年，他顺利完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学业，随后被分配至《红旗》杂志社，并在那里跟随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学家关锋，深入研究中国哲学史。

1962年9月22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上刊发了阎长贵依据华君武先生创作的漫画《无题》所撰写的文章《永不走路，永不摔跤》，此举标志着阎长贵文学生涯的首次亮相。

此短文一经发表，阎长贵便受邀出席了一场座谈会。众多学者纷纷撰写文章，对短文的内容及论证逻辑进行评论，甚至有新闻系的学生为了撰写毕业论文，特地前来拜访。此外，该短文还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纂的教材《报刊评论选》中作为范例。一时间，围绕这篇短文的热议沸沸扬扬，令阎长贵深感措手不及，对这一切显得有些茫然。

当时没有人告诉他其中原因。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在戚本禹手下工作时，戚才告诉他，毛主席表扬过他写的《永不走路，永不摔跤》，这就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发了阎的文章。其批语为：“印发各同志（按：指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同志）研究。犯了错误，只要认真改正，也就好了。毛泽东九月二十四日”。这件事，对阎长贵在文革中被选作江青的秘书恐怕有很大关系。

在文革爆发前，江青并未配备秘书。然而，随着她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，肩负的责任与待处理的事务日益繁重，她迫切需要一位秘书的协助。那是在1966年年底的一个午后，江青于钓鱼台院落中漫步时，偶然与戚本禹相遇，她便向阎长贵提出了这一需求。

江青同志邀我担任她的秘书，然而我自感粗心大意，难以胜任。相较之下，你心思细腻，我建议你不妨一试。

戚本禹、王力、关锋、穆欣

当时，阎长贵料想那不过是随口一提，并未深究。然而，仅仅在数日后的那次交谈后，大约十多天光景，戚本禹便将阎长贵引至，亦或是说送至江青所居的钓鱼台11楼。自1967年1月9日起，阎长贵正式担任江青的第一位专职秘书。

阎长贵被委以担任江青秘书的重任，其背后经历远非表面看来那般简单。阎长贵本人亦表示，对于这一过程的具体细节，他至今仍未能完全洞悉。有人比喻，为林彪挑选秘书的过程，宛如昔日选拔“状元”那般艰难，由此可见，为江青挑选秘书亦非易事。

阎长贵回忆道，当时传闻有三位或四位竞争者，而我因年龄尚轻，未满三十岁，且资历尚浅，却意外地被选中。至于其中的原由，他并不甚明了。后来，江青对他说：“你身上尚存些许劳动人民的气息，尚未被完全抹去。”这里的“未被抹去”实则是指未被资产阶级思想所同化。在当时，这样的评价实属政治上的高度赞誉。这或许正是他被选中的关键因素，至于其他原因，则难以详述。

阎长贵，江青的贴身秘书，长期伴随其左右，目睹了众多高级官员与江青之间的交往。在此次访谈中，他详细阐述了林彪、叶群与江青之间的复杂关系，其中涉及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和往事。

林彪和叶群

阎长贵说，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，林彪被毛泽东树为接班人，成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。林彪上任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以他的名义，送给江青和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。1966年8月18日，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。头一天深夜，毛泽东突然要穿军装。毛泽东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，需要军队支持和依靠军队这个柱石。毛泽东穿军装，具有丰富的内涵，其主要的意思就是要提高军队的地位。

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毛泽东未曾再披军装。鉴于其体型魁梧，若需身穿军服，非得定做不可，但当时又何处能迅速寻得如此尺寸呢？

恰逢8341部队一位警卫干部身材魁梧，将其全新军装取来，虽然略显紧身，却勉强合身。此后，众多来信询问，为何不为一国之尊定制一套合身的军装？

宋彬彬给毛主席戴红袖标

毛泽东身着军装，反响之热烈令人瞩目，其在文革期间更是成为了潮流的象征。不论是有军籍的，还是无军籍的，从总理等高官到普通百姓，纷纷效仿，穿上了军装；不仅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，就连该小组的工作人员，无论是记者还是外出办事的，无一不以军装为荣，人人视穿军装为一种荣耀。

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林彪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。而这究竟是林彪的主意，还是叶群的主意？阎长贵说，这很可能是叶群打着林彪的旗号，以林彪的名义做的事情。

叶群此举，意图明显，旨在取悦江青及其周围人员。阎长贵回忆，自1967年起跟随江青，便有人协助他在军需处根据个人身材尺寸定制了一套军服。即便在文革结束后，阎长贵亦曾向汪东兴提问：“林彪是否也向主席身边的员工赠送过礼物？”汪东兴坚决回应：“未曾，仅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受到了林彪的赠礼！不仅包括陆军制服，继后还赠送了空军和海军制服。”

阎长贵轻声一笑，坦言自己未曾有过军旅生涯，对军队的礼仪知之甚少。当他身着军装时，既感到一份无上的荣光，又不免有些不自在。每当他路过中南海、钓鱼台的门前，站岗的战士们整齐划一地举起手臂行礼，那突如其来的举动总让他有些措手不及，不知该如何回应。

江青对军队情有独钟，甚至将负责演绎“样板戏”的北京京剧团纳入军队体系，使得团员们纷纷换上了军装。此举引发了众多剧团的效仿，他们纷纷申请加入军队，渴望能穿上军装。

江青

1967年11月9日与12日，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言论，她表示：“关于参军一事，诸位切勿心急。”在红卫兵的行列中，尤其是初出茅庐的中学红卫兵，很多人选择了身着军装——那是没有领章、帽徽的旧式军装。穿上这身军装，就如同佩戴毛主席像章一般，成为了文革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1967年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重新印刷了人民出版社首版横排版的《毛泽东选集》。阎长贵回忆道，该书一经问世，叶群便迫不及待地将之分赠给江青及其身边的每位工作人员，同时带着几分傲慢地宣称：“这是林副主席的心意！”在赠予江青的版本上，林彪亲自签名留念，而分送给其他工作人员的则未署名。

阎长贵说，当着江青的面，我代表工作人员真诚地向叶群表示：请叶群同志转达我们对林副主席的感谢，我们一定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，认真学好林副主席送给我们的毛主席的书，努力做好为江青同志服务的工作。叶群说，林副主席送给你们毛主席的书也是这个意思，并亲热地和我握了握手。说实话，当时接到林彪送的书，的确很高兴，也觉得很光荣。我恭恭敬敬地在这套《毛泽东选集》的扉页上写道：这是林副主席惠赠的书，一定要好好学习。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。

——然而，在1968年1月，我因江青的诬陷而被关押进秦城监狱时，管理人员却执意要求我将这一页撕去，我心中颇为不舍。阎长贵果断地指出，此次送书虽以林彪的名义进行，但恐怕实为叶群所策划。

“这些字画赠予林副主席，另外几幅则送予老夫子（即陈伯达）。”林彪言语稀少，面容依旧平淡，难以窥见其内心的喜悦或不满。叶群则谦虚地说：“我们只是一介武夫……”以此表达对江青的感激之情。至于他们此次会面具体交流了何事，我便不得而知了。

叶群、江青、林彪

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称，叶群曾向秘书们坦言：“我始终坚信一个原则：必须紧跟首长，紧随主席的脚步；同样，我也要坚定地跟随江青同志。无论她走到哪里，我都会紧随其后；而她未曾涉足之地，我也不会轻易踏入。”

阎长贵表示：“张云生同志的回忆准确无误，正如叶群所言亦然所行，她确实在各个方面都效仿江青、紧跟江青，我对此有着深刻的亲身经历和深刻感受。”

在每一次的会议发言或与红卫兵及其他群众会面之际，江青总是不厌其烦地宣称：“我受毛主席的委托，前来向大家问好！”亦或是直接表述：“毛主席派我来向大家致意！”叶群在接待红卫兵和群众时，亦步亦趋地模仿道：“我代表林副主席，向大家表示问候！”“林副主席吩咐我来向大家问好！”诸如此类。在众多群众场合，叶群常率先大声呼唤：“学习江青同志的精神！”“向江青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！”

在文革期间，频繁举行的红卫兵接见活动与样板戏的演出此起彼伏。阎长贵回忆道，叶群时常来电询问：“今天的会议或演出，江青同志是否会出席？”我则会反问：“您本人会出席吗？”叶群直接回应：“江青同志出席，我便出席！”此类电话频繁发生，我总是如实相告，因为通常我对江青的去向有所了解；若我不清楚，便会先询问江青，然后再通知她。对待她的来电，我始终持以认真态度。

众多资料透露，叶群，被誉为“第二夫人”，其行为与“第一夫人”江青相辅相成，步调一致，形影不离。

总理强调我不可离开，他的考量在于外交大局，而我所思则是政治层面的考量。总理对江青不出席似乎并不介意，然而我若单独露面，似乎对她有所不敬。我对总理坦言，若江青在场，我们两位女性同在，我便不觉得孤单；若她缺席，我独自一人，则显得格外孤独。总理闻言，脸色严肃，不悦地回应：“这怎能成为理由？既然你已到场，便不能擅自离去。”我意识到正式请假恐怕无法脱身，便在总理未留心之际，悄悄离开了现场。

——此事颇具代表性，鲜明地揭示了叶群对江青心态的微妙变化。

“人真是难以貌相！”另有一次，江青让我携带一份文件前往毛家湾送给林彪。我在会议室耐心等候回复时，叶群递给我五六支圆珠笔，叮嘱我将两支交给江青，其余的则留作我和工作人员之用。在当时，圆珠笔在中国尚属新奇之物，市面上难得一见。上述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实则揭示了叶群的良苦用心。

叶群对江青的生活起居十分上心。阎长贵提及，叶群频繁来电咨询：“江青同志想要何种美食？若贵处难寻，我们这里能设法提供。”这类电话让我颇感不悦，心生不满。心想，江青所需的美食，难道会有缺货之时？她自有专人照料饮食。然而，这些电话我并未向江青透露，觉得此举过于琐屑，即便告知，江青亦未必会感到满意。这或许揭示了我不愿沾染俗世的我等小知识分子心态。

“遥控”。

在江青的贴身工作人员行列中，唯有程师傅一人能始终保持初心，直至始终。程师傅在毛主席身边辛勤工作二十余载，为江青烹调佳肴长达十三个春秋（自1961年至1976年），更在1973年荣获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，担任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支部书记一职（在中央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中，厨师出任支部书记者，实属罕见）。

江青素来未曾对程师傅施以任何刁难或欺凌，这一行为恰恰映射出她鲜明的实用主义态度。在她看来，唯有程师傅烹饪的佳肴方能满足她的味蕾，因此深得她的青睐。秘书与护士虽易更换，但寻得一位合心的厨师却实属不易，想来这也是江青的考量。因此，对于那些未能令她满意的秘书与护士，她常常采取极端手段。据林彪的秘书们透露，叶群对待工作人员尚算宽厚，尽管她有时也会摆出威严的姿态，却从未将工作人员囚禁于监狱，这一点与江青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。

闫长贵、毛泽东的警卫员王宇清、江青的护士许春华、江青的服务员张素兰、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、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、叶群、江青本人、林彪、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、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，以及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。

还有一点需要指出，——阎长贵说，这就是，叶群对我们即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很热情，很关心。不仅如上所说，她不断送我们毛主席像章等，还经常嘱咐我们好好为江青同志服务。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，我因为什么事情耽误，江青已经走了，我没车回钓鱼台。叶群知道了这件事情，热情地对我说：“没关系，用我的车送你回去。”我坐叶群的车回到钓鱼台。这使我对叶群的好感顿增。

阎长贵说，当时江青在我脑子里是一尊“偶像”，拿叶群和江青比较，总觉得叶群不修边幅，有些猥琐，和江青不是一个档次。而后来从张云生、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中看到她工于心计，能控制林彪，能当林彪的家，我当时一点也不了解。同时，我对江青和叶群合伙干的一些坏事，如抄上海赵丹、郑君里等文艺工作者的家，迫害孙维世致死，也丝毫不知道。应该说，1967年江青和林彪、叶群的关系还处于比较好的时期，有分歧和矛盾，但还没有激化和公开暴露出来。所以，在我给江青当秘书的1967年，我没听到江青说林彪、叶群的什么坏话，她也没告诉我和叶群（以及林彪）接触，包括打电话，要注意什么。

据江青的第二任秘书杨银䘵说，江青对他就作过这样的布置：“叶群这个人很有心计，她打来电话，和给她打电话，都要做记录，以留作备用和证明。”这就是说，江青和林彪、叶群的关系也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。

在“文革”期间，江青的四位秘书与汪东兴一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。从右至左，依次是首任秘书阎长贵、次任秘书杨银禄、汪东兴本人、第三任秘书刘真，以及第四任秘书刘玉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