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：福建事变是打破围剿的唯一机会

一场关乎革命存亡的生死较量

1933 年至 1934 年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之间，一场规模空前、影响深远的军事对决。这场持续一年有余的战争，不仅关乎中央苏区的存续，更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。当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、构筑数千座碉堡，以 “堡垒主义” 步步紧逼时，中央红军本有一次扭转战局的绝佳机会 ——1933 年 11 月爆发的 “福建事变”。然而，由于 “左” 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，这一战略转机被彻底错失，最终导致中央苏区沦陷、红军被迫长征，中国革命遭遇了自创建革命根据地以来最严重的挫折。

一、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 蒋介石的 “铁壁合围” 与红军的 “内忧外患”

1、蒋介石的 “攘外必先安内”

1933 年初，第四次 “围剿” 的惨败让蒋介石意识到：单纯依靠军事进攻，无法彻底消灭红军。这位国民党最高统治者，开始将 “剿共” 提升为 “国家战略”，打出 “攘外必先安内” 的旗号 —— 表面上声称 “先平定内部叛乱，再抵御外敌入侵”，实则将主要精力用于镇压革命力量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态度。

为确保第五次 “围剿” 成功，蒋介石进行了长达半年的 “超级准备”，其规模与周密程度远超以往四次：

兵力部署：百万大军压境蒋介石共调集 100 万陆军、200 架飞机，自任 “剿匪总司令”。其中，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 50 万人，分为北路军（顾祝同指挥，33 个师又 3 个旅，主攻中央苏区北线）、西路军（何键指挥，15 个师又 1 个旅，封锁湘赣苏区）、南路军（陈济棠指挥，11 个师又 1 个旅，进攻苏区南线），形成 “三面合围、一面牵制” 的态势。这些部队中，既有装备精良的嫡系中央军（如蒋鼎文、卫立煌部），也有地方军阀的精锐（如粤军、湘军），兵力规模是中央红军的 6 倍以上。

战术革新：德国顾问主导的 “堡垒主义”蒋介石采纳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、法肯豪森的建议，彻底放弃前四次 “长驱直入、分进合击” 的战术，转而推行 “持久战 + 堡垒主义”。具体做法是：沿中央苏区边界，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，构筑一条长达 1000 多里的 “碉堡封锁线”，碉堡之间以公路连接，形成 “互为犄角、火力交叉” 的防御网络。据档案记载，至 1934 年 1 月，仅江西境内就修建碉堡 2900 余座，平均每公里就有 2-3 座。这些碉堡多为砖石结构，部分核心碉堡甚至用钢筋水泥浇筑，壁厚 1-2 米，配备重机枪和迫击炮，既能抵御红军轻武器攻击，又能为国民党军提供前进基地。蒋介石的战术逻辑很明确：不与红军打运动战，而是以碉堡为 “盾牌”，每天推进 2-5 公里，每占领一处就加固工事，逐步压缩苏区空间，最终将红军 “困死” 在狭小区域内。

综合施策：“三分军事，七分政治” 的整体战为配合军事进攻，蒋介石推出 “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三位一体” 的封锁政策：

政治上：强化保甲连坐，严控民众

在苏区周边推行 “保甲制度”，每 10 户为 1 甲，10 甲为 1 保，保甲内居民互相监督，“一人通共，全甲连坐”。同时，国民党特务深入乡村，清查 “可疑分子”，对同情红军的群众轻则罚款、重则杀害，试图切断红军与民众的联系。

经济上：严密封锁，断绝补给

颁布《封锁 “匪区” 纲要》，严禁盐、布、药品、钢铁、粮食等物资流入苏区。在赣闽边界设立数百个 “检查站”，对过往行人、商贩逐一搜查，甚至连农民自用的盐都限量供应（每人每月不超过 3 两）。苏区内部很快出现物资短缺：盐价从每斤 2 角涨到 3 元（上涨 15 倍），棉布几乎断绝，士兵只能穿打补丁的单衣过冬，伤员因缺乏药品而感染死亡的比例高达 40%。

文化上：舆论抹黑，瓦解士气

国民党控制的报纸、电台大肆宣传 “红军是‘赤匪’，烧杀抢掠”“苏维埃政权是‘外来势力’，破坏传统”，同时许诺 “投降红军官兵既往不咎，还能获得大洋和土地”，企图从思想上瓦解红军斗志。

军事准备：庐山训练 + 新式装备1933 年 7 月至 9 月，蒋介石在庐山举办 “军官训练团”，分三期培训 7500 余名中下级军官（营长至师长）。训练内容以 “堡垒战术”“山地作战” 为主，还加入 “政治洗脑” 课程，强调 “剿共是为了国家统一”，并由德国顾问亲自授课。此外，国民党政府通过《中美棉麦借款合同》获得美国 2000 万美元贷款，大量采购德国毛瑟步枪、捷克式轻机枪、克虏伯山炮等新式武器，仅中央军就装备了 100 余门火炮、500 余挺重机枪，火力强度是红军的 10 倍以上。

1933 年 5 月，蒋介石在南昌成立 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”，作为 “剿共” 最高指挥机构，亲自坐镇南昌督战；6 月，又召开赣、粤、闽、湘、鄂五省 “剿匪” 军事会议，敲定 “稳扎稳打、逐步推进” 的作战计划。此时的蒋介石，信心满满地宣称：“此次‘围剿’，必能在一年内彻底肃清‘共匪’，永绝后患。”

2、中央苏区的 “表面繁荣” 与 “深层危机”

与蒋介石的 “志在必得” 相比，中央苏区在 1933 年呈现出 “表面向好、内里藏忧” 的态势。经过前四次反 “围剿” 的胜利，中央苏区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：

根据地规模：300 万人口的红色政权

中央苏区涵盖江西、福建、广东三省的 21 个县，面积约 5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 300 余万，建立了从省到乡的苏维埃政权，颁布了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》《土地法》《劳动法》等法律，实行 “耕者有其田”，农民分到土地后生产积极性高涨，1933 年粮食产量比 1930 年增长 20%，初步形成了 “自给自足” 的经济体系。

红军力量：8 万主力 + 10 万地方武装

中央红军（红一方面军）主力有 8.6 万人，下辖红一、红三、红五、红七、红九军团，装备虽以步枪、手榴弹为主，但经过四次反 “围剿” 历练，士兵战斗经验丰富，士气高昂。此外，苏区还有 10 余万地方武装（赤卫队、少先队），负责保卫乡村、配合主力作战，形成 “主力红军 + 地方武装 + 群众武装” 的三层防御体系。

群众基础：深厚的革命认同

苏维埃政权推行 “人人平等” 的政策，废除苛捐杂税，开办免费学校，建立医疗站，让农民、工人第一次感受到 “当家作主” 的权利。据统计，苏区 80% 以上的青壮年参加了赤卫队或少先队，妇女也组织 “洗衣队”“担架队” 支援红军，群众对革命的支持度达到顶峰。

然而，这些 “表面优势” 背后，却隐藏着足以致命的 “深层危机”——1933 年初，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瑞金，将 “左” 倾教条主义路线全面推行到中央苏区，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破坏：

领导核心：“国际派” 掌权，排挤本土干部

博古等 “国际派” 领导人，多为留苏学生，缺乏实际军事斗争经验，却凭借共产国际的支持，掌握了中央苏区党、政、军的绝对权力。他们将毛泽东等 “本土派” 领导人视为 “右倾机会主义者”，以 “批判富农路线”“反对游击主义” 为由，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，将其排除在军事指挥核心之外。朱德、周恩来等有经验的将领，也被限制了指挥权，只能在博古、李德的框架下开展工作。

军事战略：“分兵作战”，分散红军主力

1933 年 6 月，临时中央提出 “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” 方针：将红军拆分为 “中央军” 和 “东方军”——“中央军” 由林彪、聂荣臻指挥，在抚河、赣江之间 “防御待机”；“东方军” 由彭德怀、滕代远指挥，入闽作战，企图 “两个拳头打人”，同时在两个战略方向取胜。这一决策完全脱离实际：红军总兵力本就处于劣势，分兵后更是 “兵力分散、顾此失彼”。

东方军入闽后，虽先后攻占沙县、尤溪等城镇，但连续作战 4 个月，士兵疲惫不堪，伤亡达 1.2 万余人，却未能歼灭国民党军主力；而 “中央军” 在抚河沿线无所事事，眼睁睁看着国民党军修建碉堡，错失了反 “围剿” 准备的最佳时机。彭德怀后来在回忆录中痛斥：“这是典型的瞎指挥！把红军当棋子，想怎么挪就怎么挪，完全不顾士兵的死活。”

内部政策：“左” 倾过火，动摇群众基础

在土地政策上，临时中央推行 “地主不分田、富农分坏田” 的极端政策，甚至将中农错划为 “富农”，没收其财产，导致部分农民产生不满；在工商业政策上，关闭私营商店、作坊，实行 “全面公有化”，破坏了苏区的商品流通；在肃反工作中，扩大化打击 “AB 团”“改组派”，错杀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群众，严重破坏了内部团结。

此时的中央苏区，就像一座 “外表坚固、内里中空” 的堡垒：看似有 300 万人口、18 万武装，实则因错误的领导和政策，战斗力已大幅削弱。当蒋介石的百万大军带着新式武器和碉堡战术压境时，一场注定艰难的战争，已悄然拉开序幕。

二、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：从 “冒险进攻” 到 “被动退却” 的溃败之路

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 从 1933 年 9 月 25 日国民党军进攻黎川开始，至 1934 年 10 月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结束，历时 13 个月。根据红军战略战术的变化，这场战争可清晰分为三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因 “左” 倾指挥的错误，让红军一步步陷入绝境。

1、第一阶段：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 的冒险进攻（1933 年 9 月 —11 月）

1933 年 9 月 25 日，国民党北路军第 8 纵队司令周浑元率 3 个师（第 5、第 6、第 96 师），从江西南城、硝石出发，向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 —— 黎川发动进攻。黎川位于抚河上游，是连接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交通枢纽，也是红军物资转运的重要节点，战略地位至关重要。

但此时的黎川，兵力极为空虚：红军主力 “东方军” 仍在福建作战，守城部队仅有萧劲光率领的红三军团教导队和地方武装，共约 700 余人，且缺乏重武器。面对国民党军 3 个师的猛攻，萧劲光率部顽强抵抗，多次打退敌人冲锋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于 9 月 28 日被迫撤离黎川，黎川沦陷。

黎川的丢失，本是 “分兵作战” 导致兵力空虚的必然结果，但博古、李德却将其视为 “奇耻大辱”。他们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，提出 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 的错误方针，声称 “要在苏区边界消灭敌人，绝不允许敌人踏入苏区一步”，强令红军主力北上，收复黎川。

10 月初，东方军从福建紧急回师，与中央军在黎川附近的洵口地区遭遇国民党军第 6 师第 18 旅。这是一场 “偶然的遭遇战”：红军兵力占优（红三军团 + 红七军团共 2 万余人），且敌军立足未稳，彭德怀果断下令进攻，经过两昼夜激战，歼敌 3 个团，俘虏旅长葛钟山，缴获步枪 1000 余支、机枪 30 余挺。这是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 以来红军取得的第一次大胜，史称 “洵口大捷”。

然而，洵口的胜利却让博古、李德产生了 “战略正确” 的错觉。他们夸大这次胜利的意义，认为 “堡垒战术可以打破”，不顾彭德怀等人的反对，强令红军继续进攻国民党军已构筑坚固工事的硝石、资溪桥、潭头市等据点。

这些进攻战役，成了红军的 “血肉磨坊”：

硝石战役（10 月 9 日 —13 日）

硝石是国民党军的重要堡垒群，周浑元部在此修建了 12 座大型碉堡，配备重机枪和迫击炮，形成交叉火力。红军以红三军团为主力，连续 5 天发动冲锋，士兵们冒着敌人的炮火，用梯子爬碉堡、用手榴弹炸枪眼，但始终无法突破防线。红军伤亡达 3000 余人，而敌军仅伤亡 800 余人，被迫于 10 月 13 日撤退。

资溪桥战役（10 月 22 日 —26 日）

资溪桥位于黎川与南城之间，国民党军在此修建了 8 座碉堡，由第 5 师守卫。红军集中红一、红三军团共 4 万余人，采取 “波浪式冲锋” 的战术，每天发动 3-4 次进攻，但每次都在碉堡前留下大量尸体。聂荣臻后来回忆：“我们的士兵太勇敢了，一波波冲上去，却像麦子一样被敌人的机枪扫倒，鲜血把河水都染红了。” 此战红军伤亡 2000 余人，仍未攻克资溪桥，最终不得不撤离。

连续的进攻失败，让红军损失惨重：仅 10 月一个月，就伤亡达 8000 余人，占中央红军主力的 10%。更严重的是，红军丧失了战争主动权，被迫从 “进攻” 转入 “防御”，陷入了被动应付的局面。毛泽东后来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中尖锐批评：“‘御敌于国门之外’的方针，是典型的冒险主义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硬要去打敌人的坚固堡垒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”

2、第二阶段：“短促突击” 的消极防御与福建事变的错失（1933 年 11 月 —1934 年 4 月）

进攻受挫后，博古、李德的军事指导思想从 “冒险主义” 转向 “保守主义”，他们放弃了红军擅长的运动战，转而推行 “短促突击” 的战术 —— 即当国民党军从碉堡中出来推进时，红军趁其立足未稳，以短促、迅猛的反击消灭敌人，企图 “以堡垒对堡垒”，与国民党军打阵地战、消耗战。

所谓 “短促突击”，本质上是一种 “被动挨打的战术”：国民党军有飞机、大炮掩护，红军却只有轻武器，一旦发起突击，很容易暴露在敌人的火力网下。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描述：“敌人每次只推进 3-5 里，然后就停下来修碉堡；我们按‘短促突击’的要求，等敌人出来就冲上去，可刚冲到一半，敌人的飞机、大炮就来了，我们的士兵成片倒下，根本无法靠近。” 这种战术，让红军在 11 月至 12 月的一个多月里，又伤亡了 6000 余人，却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推进。

就在红军陷入被动、蒋介石的 “围剿” 计划稳步推进时，1933 年 11 月 20 日，一场意外事件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 —— 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 “福建事变”，公开宣布抗日反蒋，与红军结成反蒋同盟。这一事件，为红军打破第五次 “围剿” 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。

（1）福建事变：国民党内部的 “反蒋风暴”

福建事变的主角 —— 国民党第十九路军，是一支有着特殊历史的部队：

部队渊源：从北伐劲旅到抗日英雄

第十九路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，1926 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 10 师，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，有 “铁军” 之称。1930 年中原大战后，改编为第十九路军，蒋光鼐任总指挥，蔡廷锴任军长，下辖 3 个师（第 60、第 61、第 78 师），兵力约 4 万人。1932 年 “一二八事变” 中，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抵抗日军，坚守 34 天，打死打伤日军 1 万余人，成为全国闻名的 “抗日英雄部队”，蒋光鼐、蔡廷锴也因此被誉为 “抗日名将”。

被逼反蒋：从 “剿共” 前线到 “联共反蒋”

上海抗战后，蒋介石对第十九路军的 “抗命” 极为不满，将其调往福建 “剿共”，企图 “借红军之手削弱第十九路军”。1933 年春，第十九路军在福建与红军作战，先后在连城、朋口等地被红三军团击败，伤亡达 1.2 万余人，部队士气低落。士兵们纷纷抱怨：“我们宁愿去打日本人，也不愿打中国人！”

与此同时，1933 年 5 月《塘沽协定》签订，蒋介石承认日本对东北、热河的占领，进一步激化了第十九路军将士的反蒋情绪。在中共抗日主张的影响和 “剿共” 失利的刺激下，蒋光鼐、蔡廷锴意识到：只有联共反蒋，才能保住部队，实现抗日的愿望。

事变爆发：成立 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”

1933 年 10 月 26 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第十九路军代表在瑞金签订《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》，双方约定：停止军事行动，划定军事分界线；恢复商品贸易，互相提供物资援助；第十九路军释放福建境内的政治犯，允许苏区组织在福建活动。

11 月 20 日，“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” 在福州召开，来自全国 25 个省市的代表及第十九路军官兵共 1000 余人参会。大会宣布成立 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”（简称 “福建人民政府”），推选李济深为主席，蒋光鼐、蔡廷锴、陈铭枢等为政府委员，废除国民党党旗，改用 “上红下蓝、中间一颗黄星” 的新国旗，改年号为 “中华共和国元年”。

福建人民政府发表《抗日反蒋宣言》，明确提出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，实行人民民主制度，发展民族工商业。” 这是国民党内部第一次公开的、有组织的抗日反蒋行动，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政权。

（2）福建事变带来的战略机遇：蒋介石的 “围剿” 计划濒临破产

福建事变的爆发，对蒋介石的第五次 “围剿” 造成了致命打击：

军事部署被打乱：10 万精锐被迫调闽

蒋介石原本计划集中北路军主力进攻中央苏区北线，但福建事变爆发后，他不得不分兵镇压。1933 年 12 月下旬，蒋介石从北路军中抽调 10 万精锐（包括蒋鼎文的第 2 路军、张治中的第 4 路军、卫立煌的第 5 路军），组成 “东路军”，由蒋鼎文任总指挥，从江西、浙江分两路进攻福建，同时命令海军舰队封锁福建沿海，空军轰炸福州、漳州等地。

这一调动，导致中央苏区北线的国民党军兵力减少了 40%，碉堡封锁线出现了长达 200 余里的 “缺口”，红军正面战场的压力大幅减轻。更重要的是，调往福建的 10 万部队，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，装备最精良、战斗力最强，他们的离开，使中央苏区北线的国民党军只剩下地方军阀部队（如湘军、粤军），战斗力明显下降。

政治上孤立：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

福建事变爆发后，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（如冯玉祥、李烈钧等）纷纷表态支持第十九路军，西南军阀（如陈济棠、李宗仁）也借机提出 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 的主张，蒋介石陷入了 “内忧外患” 的境地。为了镇压福建事变，蒋介石不得不暂缓对中央苏区的进攻，集中精力解决内部问题，这为红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

此时，只要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密切配合，形成 “反蒋联盟”，就完全有可能打破第五次 “围剿”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等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机遇，提出了极具战略眼光的建议：

教员的建议：“向苏浙皖赣突进，威胁蒋介石根本重地”

教员向临时中央提出：“红军主力应立即突破国民党军的碉堡线，向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进军，在杭州、苏州、南京、芜湖、南昌、福州之间展开运动战。这样一来，蒋介石必然会调兵回防其统治中心，苏区的压力将大大减轻，同时也能支援福建人民政府，形成反蒋统一战线。”

周恩来的建议：“侧击入闽国民党军，支援第十九路军”

周恩来致电博古、李德，指出：“当前蒋介石的主力已调往福建，北线兵力空虚，红三、红五军团应立即北上，侧击入闽的国民党军，配合第十九路军作战。只要能迟滞蒋介石的进攻，福建人民政府就能站稳脚跟，红军也能获得喘息之机。”

这些建议的核心逻辑是：变 “内线防御” 为 “外线进攻”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，迫使蒋介石回援，从而打破 “围剿”。这一思路完全符合红军擅长的运动战原则，也是当时唯一能扭转战局的正确方案。如果被采纳，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 的结局很可能被改写。

（3）“左” 倾领导人的错误应对：错失最后的战略机遇

令人痛心的是，博古、李德等人从 “左” 倾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立场出发，拒绝采纳毛泽东、周恩来的正确建议，对福建事变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：

政治上：将第十九路军视为 “最危险的敌人”

博古、李德认为，第十九路军是 “国民党军阀”，福建人民政府是 “欺骗民众的假革命政权”，比蒋介石更危险。他们在党内文件中宣称：“中间派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，他们的反蒋行为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，必须坚决反对。” 这种 “非左即右” 的教条主义观点，完全无视福建事变的抗日反蒋性质，将潜在的盟友推向了对立面。

军事上：拒绝配合，坐视第十九路军被镇压

博古、李德不仅拒绝派兵支援第十九路军，反而将红军主力西调，去进攻国民党军在永丰地区的碉堡线，美其名曰 “巩固苏区北线”。当时，红一、红三军团已抵达福建边界，随时可以侧击入闽的国民党军，但李德却严令：“红军不得越过福建边界，不得与第十九路军发生军事联系。”

1934 年 1 月，蒋介石的东路军向福建人民政府发起总攻，第十九路军在古田、延平等地顽强抵抗，但因缺乏红军支援，兵力不足（仅 4 万人），武器装备落后，逐渐陷入困境。蔡廷锴多次派代表前往瑞金求援，请求红军出兵配合，但博古、李德却以 “福建人民政府尚未彻底反帝反封建” 为由，拒绝提供实质性援助，仅在口头上表示 “同情”。

谈判中：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，破坏合作基础

在与福建人民政府的谈判中，博古、李德提出了一系列苛刻条件：要求福建人民政府立即实行 “土地革命”，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；要求第十九路军接受红军的改编，归苏维埃政府指挥。这些要求远超当时福建人民政府的接受能力 —— 第十九路军内部有大量地主、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，完全接受土地革命会导致部队分裂。结果，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，未能形成真正的军事同盟。

1934 年 1 月 13 日，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（如收买第十九路军将领毛维寿）下，福建人民政府宣告解体，李济深、陈铭枢、蒋光鼐、蔡廷锴等领导人逃往香港，第十九路军余部被国民党军收编，番号被取消。这场持续 53 天的 “福建事变”，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
福建事变的失败，让蒋介石得以重新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。1934 年 1 月下旬，蒋介石将镇压福建事变的 “东路军” 改编为 “围剿” 中央苏区的东路军，与北路军、西路军、南路军协同作战，形成了对中央苏区的 “四面包围”。红军丧失了打破第五次 “围剿” 的最后一次良机，战局彻底恶化。

（4）广昌保卫战：消极防御的 “灾难性结局”

1934 年 4 月，国民党军集中 11 个师（约 15 万人）、100 余架飞机、50 余门大炮，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—— 广昌发动猛攻。广昌位于抚河中游，是瑞金的重要屏障，一旦失守，苏区核心区域将直接暴露在敌人面前。

博古、李德将广昌保卫战视为 “生死之战”，提出 “不让敌人侵占一寸土地”“胜利或者死亡” 的口号，调集红一、红三、红五军团共 9 个师（约 4 万人），在广昌一线构筑工事，与国民党军打 “阵地战”。

这场战役从 4 月 10 日开始，至 4 月 28 日结束，历时 18 天，成为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 中最惨烈的战斗：

敌军的 “火力压制”：飞机大炮狂轰滥炸

国民党军采取 “空军轰炸 + 炮兵覆盖 + 步兵冲锋” 的战术，每天出动 30-50 架飞机对红军阵地进行轰炸，随后用大炮轰击 2-3 小时，将红军的土木工事夷为平地，再派步兵冲锋。据统计，战役期间，国民党军共投掷炸弹 1000 余枚，发射炮弹 2 万余发，广昌城被炸毁 80% 以上，到处是断壁残垣。

红军的 “血肉抵抗”：伤亡惨重却难阻敌军

红军士兵用步枪、手榴弹、大刀顽强抵抗，多次发起冲锋，夺回被占领的阵地，但始终无法抵御敌人的火力优势。红三军团第 4 师师长张锡龙在冲锋中被炮弹击中，当场牺牲；红五军团第 34 师伤亡达 1200 余人，占全师兵力的 40%。彭德怀后来回忆：“我们的士兵太勇敢了，有的战士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碉堡，与敌人同归于尽，但这样的牺牲太多了，我们赔不起。”

战役结果：红军伤亡 5500 余人，广昌失守

4 月 28 日，国民党军突破红军最后一道防线，占领广昌。此战，红军伤亡达 5500 余人，占参战兵力的 1/5，而国民党军仅伤亡 2600 余人。广昌保卫战的失败，是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 的 “转折点”—— 此后，中央苏区的门户大开，红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。

战役结束后，彭德怀在指挥部当面怒斥李德：“你这是主观主义的瞎指挥！我们的士兵是革命的宝贵财富，不是你用来试验战术的工具！你这种打法，就是‘崽卖爷田不心痛’！” 李德被骂得哑口无言，却仍不承认错误。

3、 第三阶段：“六路分兵” 的被动退却与战略转移的开始（1934 年 5 月 —10 月）

广昌失守后，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：国民党军从北、东、南三个方向推进，苏区面积不断缩小，从原来的 5 万平方公里缩减至 1 万平方公里，粮食、弹药、兵员补充日益困难。此时，博古、李德已被敌人的攻势吓倒，军事指导思想从 “保守主义” 彻底转向 “逃跑主义”，他们采取 “六路分兵”“全线抵御” 的方针，企图用分散兵力的方式阻挡敌人的进攻。

（1）“六路分兵” 的荒谬部署：将红军 “分而歼之”

1934 年 5 月，博古、李德制定了 “六路分兵” 计划，将中央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分为六路，分别在六个方向抵御国民党军：

第一路：红三军团第 6 师 + 江西军区部队，在兴国方向抵御国民党军第 1 路军；

第二路：红三军团第 4、第 5 师 + 地方武装，在广昌至石城方向抵御国民党军第 5 路军；

第三路：红五军团第 13 师，在头陂至宁都方向抵御国民党军第 8 路军；

第四路：红三军团主力（缺第 6 师）+ 红五军团第 34 师，在驿前以北方向抵御国民党军第 3 路军；

第五路：红一军团 + 红九军团 + 独立第 24 师，在连城、朋口方向抵御国民党军东路军；

第六路：红 22 师，在会昌筠门岭方向抵御国民党军南路军。

这一部署的致命缺陷在于：红军本就兵力不足（此时中央红军主力仅剩 6 万余人），分兵后每路兵力仅 1 万余人，无法形成 “拳头”，反而给了国民党军 “各个击破” 的机会。毛泽东后来评价：“六路分兵，等于六路挨打。把有限的兵力分散在六个方向，每个方向都无法抵御敌人的进攻，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，也是军事上的自杀行为。”

（2）各条防线的崩溃：苏区核心区域失守

从 1934 年 7 月开始，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 “总攻”，六路红军在敌人的猛攻面前节节败退：

驿前防御战（1934 年 8 月 5 日 —28 日）

驿前位于石城以北，是中央苏区的 “北部门户”，国民党军集中 9 个师、40 余架飞机、30 余门大炮进攻。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 34 师在此坚守 23 天，士兵们在高温、缺水、缺粮的情况下，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的进攻，最终因伤亡过大（达 4000 余人），被迫于 8 月 28 日放弃驿前。

石城防御战（1934 年 9 月 26 日 —10 月 7 日）

石城是瑞金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博古、李德命令红五军团主力在此 “死守”。国民党军第 5 路军（卫立煌指挥）以 3 个师的兵力发起进攻，红军虽然顽强抵抗，但因缺乏火力支援，阵地不断丢失。至 10 月 7 日，石城失守，瑞金直接暴露在敌人面前。

其他方向的溃败

连城方向：红一、红九军团在国民党军东路军的进攻下，伤亡达 1.2 万余人，被迫撤离连城，退守长汀；会昌方向：红 22 师在筠门岭被国民党军南路军击败，伤亡 3000 余人，会昌岌岌可危；兴国方向：红三军团第 6 师抵挡不住国民党军的进攻，被迫向于都撤退。

至 1934 年 9 月底，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、会昌、于都、兴国、宁都、石城、宁化、长汀等 8 个县的狭小区域，面积不足 5000 平方公里，人口仅 50 余万。红军主力仅剩 5 万余人，且疲惫不堪、弹药匮乏，在内线打破敌人 “围剿” 已无可能。

（3）战略转移的决定：秘密准备与仓促撤离

1934 年 10 月初，国民党军相继进抵兴国、古龙冈、宁都、石城、长汀、会昌一线，对中央苏区形成 “最后合围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博古、李德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，擅自决定放弃中央苏区，实行 “战略转移”（即后来的长征）。

这次转移的准备工作极为秘密，甚至连许多高级干部都不知情：

秘密准备：物资、兵员的 “仓促集结”

中革军委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）下令：各部队立即从防御阵地撤离，向瑞金、于都、会昌地区集中；同时，紧急筹集粮食（要求每人携带 15 斤干粮）、弹药（每支步枪配备 50 发子弹）、药品等物资；将苏区的工厂、医院、学校等机构拆毁，设备打包带走；动员 16-45 岁的青壮年参军，补充兵员。

信息封锁：干部群众 “蒙在鼓里”

博古、李德严格封锁转移消息，仅让少数领导人（如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）知道转移计划，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此一无所知。李维汉（当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）后来回忆：“长征的准备工作是完全秘密的，我只知道要转移，但不知道转移的方向、时间和目的地。基层干部和群众更是不知道，他们以为红军只是暂时撤退，还在等着红军回来。”

仓促撤离：10 月 10 日，长征开始

1934 年 10 月 7 日，中革军委下令红军各军团陆续撤离阵地，向集结地开进；10 月 10 日晚，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、第二野战纵队（共约 1.6 万人），从瑞金出发，开始向于都转移；10 月 17 日，中央红军主力 5 个军团（红一、红三、红五、红八、红九军团）及中央、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 8.6 万余人，从于都南渡贡水，踏上了长征之路。

红军主力撤离后，项英、陈毅等率领红 24 师及地方武装约 1.6 万余人，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，掩护主力突围。这些留守红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三年游击战争，付出了巨大牺牲（至 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时，仅剩下约 1000 余人），但也为中国革命保存了重要的火种。

至此，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 以中央苏区的沦陷和红军的战略转移宣告结束。这场持续一年的战争，让中国共产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：中央苏区完全丧失，红军从 30 万人锐减至 3 万人，共产党员从 30 万人锐减至 4 万人，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。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的最严重挫折，也是 “左” 倾错误路线造成的惨痛恶果。

三、福建事变：打破围剿的唯一机会

福建事变作为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 期间最关键的历史事件，其失败不仅导致第十九路军的覆灭，更让红军失去了打破 “围剿” 的最后机会。深入解析福建事变的性质、影响及 “左” 倾领导人的错误应对，才能真正理解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 失败的深层原因。

1、 福建事变的性质：不是 “军阀叛乱”，而是 “抗日反蒋的正义行动”

长期以来，有观点认为福建事变是 “国民党军阀的权力斗争”，但历史事实表明，这是一场具有鲜明抗日反蒋性质的正义行动：

政治目标：明确的抗日反蒋主张

福建人民政府发表的《抗日反蒋宣言》，明确提出 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”，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高度一致。在当时日本不断扩大侵略、蒋介石坚持 “攘外必先安内” 的背景下，第十九路军的反蒋行动，本质上是爱国官兵对国民党妥协政策的反抗，具有强烈的民族正义性。

经济政策：兼顾工农利益与民族工商业

福建人民政府实行 “耕者有其田” 的土地政策，虽然没有像苏区那样彻底没收地主土地，但也减轻了农民的地租负担（从原来的 50% 降至 30%）；在工商业政策上，保护民族工商业，取消苛捐杂税，鼓励发展实业，这与国民党的 “官僚资本垄断” 形成鲜明对比。

对共产党的态度：主动寻求合作，而非 “利用”

第十九路军主动与红军签订《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》，释放政治犯，允许苏区组织在福建活动，甚至提出 “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” 的建议。这些行动表明，他们与红军的合作是真诚的，而非 “利用红军牵制蒋介石” 的权宜之计。蔡廷锴后来在回忆录中说：“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：只有与共产党合作，才能实现抗日的目标，才能保住第十九路军这支部队。”

事实上，福建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 “中间势力”（民族资产阶级、爱国官兵）抗日反蒋的一次重要尝试，它标志着国民党内部的分化，也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实践经验。毛泽东后来在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中指出：“第十九路军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调转去向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，不能不说是有利于抗日和革命的信念。”

2 、福建事变的战略价值：为何说它是 “打破围剿的唯一机会”

从军事战略角度看，福建事变为红军提供了三个不可复制的机遇：

机遇一：蒋介石的 “围剿” 兵力出现 “致命缺口”

如前所述，蒋介石为镇压福建事变，从北路军中抽调了 10 万精锐（嫡系中央军），导致中央苏区北线的国民党军兵力减少 40%，碉堡封锁线出现 “断裂”。此时，红军若按毛泽东的建议，向苏浙皖赣地区突进，将直接威胁蒋介石的统治中心 —— 南京、上海。蒋介石为保住核心区域，必然会调回入闽的 10 万精锐，这样一来，中央苏区的 “围剿” 压力将大幅减轻，红军就能获得喘息之机。

机遇二：红军可与第十九路军形成 “战略夹击”

第十九路军虽只有 4 万人，但战斗力较强（曾在上海击败日军），且控制着福建沿海地区，可从东面牵制国民党军。如果红军从西面进攻国民党军的碉堡线，第十九路军从东面进攻入闽的国民党军，就能形成 “东西夹击” 之势，打乱蒋介石的部署。当时，蔡廷锴已向红军提出 “联合进攻南昌” 的建议，若这一建议被采纳，国民党军很可能陷入 “两线作战” 的困境。

机遇三：政治上可扩大抗日反蒋统一战线

福建事变得到了全国各界的广泛支持：上海、广州、天津等地的抗日团体纷纷通电声援；冯玉祥、李烈钧等国民党元老公开反对蒋介石镇压第十九路军；甚至部分西南军阀（如陈济棠）也表示 “同情福建人民政府”。如果红军积极支持福建事变，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抗日反蒋的影响，吸引更多中间势力加入统一战线，从而孤立蒋介石。

当时，国民党军内部流传着一句话：“福建事变不除，‘围剿’必败。” 这从侧面反映了福建事变对蒋介石 “围剿” 计划的致命威胁。可惜的是，博古、李德的错误决策，让这一机遇付之东流。也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 的失败。

四、历史的镜鉴 —— 从失败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

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 的失败，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遭遇的最严重挫折，但也正是这次失败，让党开始反思错误、总结经验，逐步从 “幼稚” 走向 “成熟”。

从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 的失败到遵义会议的召开，从长征的胜利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，中国共产党正是吸取了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 的教训，才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：

在军事上，坚持 “实事求是”，形成了以教员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体系，确立了 “运动战、游击战” 的战略战术；

在政治上，坚持 “统一战线”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孤立主要敌人；

在组织上，坚持 “民主集中制”，建立了集体领导制度，避免了个人专断；

在干部政策上，坚持 “任人唯贤”，重用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干部，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。

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。第五次反 “围剿” 的失败，尤其是福建事变这一 “错失的战略转机”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：无论是革命、建设还是改革，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，从实际出发；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；必须坚持集体领导，反对个人专断；必须重视实践经验，信任本土成长的人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