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9年五四运动，中国的大人物都在做什么？毛泽东错过，鲁迅买房

五四运动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爱国运动。当年的北京，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高呼口号，要求＂外争国权，内除国贼＂。这场运动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热潮。然而，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时刻，一些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却似乎＂缺席＂了。毛泽东当时正在长沙，错过了北京的五四游行；鲁迅先生则忙于在北京买房；而其他一些重要人物，他们的行踪和故事，更是鲜为人知。那么，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刻，这些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人物们，究竟在做些什么？他们又是如何参与和影响这场运动的呢？

一、陈独秀的北大往事

1919年的春天，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正在为《新青年》的出版忙碌。这一年的3月，他刚刚完成了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三号的编辑工作。这期杂志刊登了多篇批评传统文化的文章，其中包括对儒家思想的尖锐批评。

就在这期杂志付印的前夕，陈独秀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。信中详细描述了日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种种图谋，以及他们对山东问题的野心。陈独秀立即组织北大的几位教授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。

在北大的一间小会议室里，陈独秀与李大钊、钱玄同等人彻夜长谈。他们一致认为，必须要让更多的青年了解这个消息。于是，陈独秀决定在校内发起一场讨论会。

4月中旬，陈独秀在北大第三院的一间教室里，主持了一场关于时局的座谈会。参加的除了教授们，还有十几位学生。会上，陈独秀向大家介绍了巴黎和会的最新进展，并且分析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。

那天的讨论会一直持续到深夜。学生们提出要组织游行示威，但陈独秀建议要有更周密的准备。他提出三点具体建议：首先要印制传单，向民众解释目前的形势；其次要组织演讲团，深入街道宣传；最后要与其他学校取得联系，形成统一行动。

随后的几天里，陈独秀的办公室成了学生们的聚集地。他帮助学生们修改传单文稿，指导演讲的要点，还利用自己的人脉，联系了天津、上海等地的进步人士。

5月3日晚上，得知北洋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后，陈独秀立即赶到北大第一院。那里已经聚集了数百名学生。他们正在讨论第二天的行动计划。陈独秀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叮嘱学生们要注意安全。

五四运动爆发后，陈独秀因为支持学生运动被北洋政府逮捕。在狱中，他依然通过探监的机会，向外传递信息。他让人转告学生们：要把注意力从简单的口号转向更深层次的社会改革。

在狱中的八十多天里，陈独秀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。他在一张破旧的纸片上写下：＂单纯的爱国主义是不够的，中国需要一场更彻底的变革。＂这段话后来被人带了出去，在学生中广为流传。

八月初，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，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陈独秀。出狱后的第三天，他就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五四运动给我的启示》一文，首次明确提出了＂德先生＂（民主）和＂赛先生＂（科学）的概念。

二、李大钊的革命火种

1919年的北大图书馆，李大钊的办公室成了一个特殊的集会场所。作为图书馆主任，他不仅负责管理图书馆的日常事务，更在这里秘密传播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。

这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，摆放着一张旧式的木桌，桌上整齐地堆放着从日本、欧洲等地订购来的进步书籍和期刊。每天下午，总有三五个学生来到这里，借着查阅资料的名义，聆听李大钊讲述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理论。

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，李大钊注意到《晨报》上刊登的一系列关于和会谈判的报道。他立即组织图书馆的工作人员，将这些信息整理成简报，分发给来图书馆的师生。同时，他还将从日本朋友那里获得的关于山东问题的第一手资料，默默地放在图书馆的阅览桌上。

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，几位学生代表找到李大钊，询问如何组织一场有效的抗议活动。李大钊从书架上取出一本《法国大革命史》，为学生们讲述了巴士底狱的故事。他指出，任何社会运动都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和组织纪律。

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几天，李大钊每天都工作到深夜。他一边整理着即将到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讲义，一边接待着来自各个学校的进步学生。他建议学生们成立联络网络，保持信息畅通，并且要注意保存相关文件资料。

五四运动爆发后，李大钊的图书馆成了学生运动的秘密联络站。他利用图书馆借还书的程序，帮助学生们传递信息。每一本被借出的书籍中，都可能夹带着重要的联络信件。而那些看似普通的图书卡片，背面往往写着集会的时间和地点。

在学生被捕后，李大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。他首先向校长蔡元培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，说明学生们的诉求合理合法。同时，他还联系了在北京的各界人士，筹集资金帮助被捕学生的家属。

6月初，李大钊在图书馆的杂志阅览室里，秘密召开了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。与会者包括了报社编辑、自由职业者和进步教师。他们讨论如何扩大运动的影响，使之从单纯的学生运动发展为全民族的觉醒运动。

这次会议后，李大钊开始在图书馆里收集和整理五四运动的相关资料。他要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保存所有与运动相关的报纸、传单和文件。这些资料被他小心地分类、编号，存放在图书馆的特藏室里。

在运动进入相对平缓期后，李大钊并没有停止活动。他继续在图书馆举办读书会，讨论社会主义理论。在他的引导下，许多年轻人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，思考中国的革命道路。

1919年末，李大钊在整理这一年的工作笔记时，将五四运动期间收集的所有资料编成目录。这份长达数十页的目录，详细记录了运动的全过程，成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参考。

三、蔡元培的两难抉择

1919年初春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办公室里，摆着一份来自教育部的密函。信中措辞严厉，要求北大严格管理学生的课外活动，防止他们参与政治运动。这已经是一个月内收到的第三份类似文件。

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掌门人，蔡元培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一方面，他深知学生们对国家前途的关切；另一方面，他必须维护北大正常的教学秩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采取了一系列既保护学生又不违背教育部要求的策略。

首先，他将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地点从校外移到了校内。这看似是加强管理，实则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活动空间。同时，他还批准成立了多个学术研究会，这些研究会虽然挂着学术的名义，但实际上成为了学生们讨论时政的平台。

4月中旬，蔡元培收到了学生代表的请求，希望能在校内举办一次关于巴黎和会的报告会。他没有直接答应，而是建议将报告会改成＂国际形势研讨会＂，并亲自担任主持人。这个细微的改动，既避免了教育部的注意，又让学生们能够公开讨论和会问题。

五四运动爆发前两天，蔡元培召开了一次特别的教务会议。会上，他宣布了一个看似普通的决定：因图书馆整修，下周的部分课程改在校门附近的教室上课。这个安排为学生们日后的集会提供了便利。

五四当天，得知学生们已经走上街头后，蔡元培立即召集校务委员会开会。他提出三点要求：第一，学校不得随意开除参与游行的学生；第二，要派教师前往警署了解情况；第三，学校医务室要准备必要的医疗用品。

在学生被捕后，蔡元培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智慧。他一面向政府表态会加强学生管理，一面暗中派人四处奔走营救。他更是亲自起草了一份措辞严谨的申诉书，既指出了学生行为的爱国性质，又在形式上表达了对政府的尊重。

6月初，北洋政府的代表来到北大，要求查封进步刊物《新青年》的编辑部。蔡元培没有正面拒绝，而是表示需要按程序开会讨论。趁着这个机会，他暗中通知编辑部转移了重要文件。

随后的几个月里，蔡元培开始推动一系列改革措施。他增设了＂现代社会＂和＂国际关系＂等课程，邀请知名学者开设讲座。这些学术活动的背后，是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支持。

到了年底，北大的学术氛围更加活跃。蔡元培批准成立了多个新的学会，包括新闻学会、社会学研究会等。这些学会后来都成为了传播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。

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，蔡元培始终保持着微妙的平衡。他经常以学术研究的名义，为学生的活动提供保护。当局有人弹劾他＂纵容学生＂，他则以北大的学术成就和教学质量作为回应。

同时，他还特别关注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请愿信。这些信件被他仔细分类保存，成为了了解全国学生运动状况的重要档案。对于一些偏激的行动建议，他都会及时予以适当的引导，既不打击学生的热情，又确保行动不会走向极端。

四、鲁迅的房产投资

1919年的北京，正值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，鲁迅却在忙着一件看似与时代氛围格格不入的事情——买房。这位后来被称为＂文学巨匠＂的人物，当时在北京教育部任职，同时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师。

3月初，鲁迅通过友人得知，北京西城区八道湾胡同有一处四合院要出售。这处房产位置便利，距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远，价格也较为合理。在当时的北京，一处像样的四合院大约要价千两白银，而这处房产的要价是八百两。

鲁迅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考察这处房产。他仔细查看了房屋的朝向、进深、梁柱等细节，还特意在雨天去看房，观察屋顶是否漏雨。这处四合院虽然略显陈旧，但基础结构完好，只需稍作修缮就能入住。

为了筹集购房资金，鲁迅四处奔波。他先是动用了自己的积蓄，又向弟弟周作人借了一部分钱。当时，他每月的工资收入大约在一百元左右，这笔房款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。

4月中旬，就在房产交易即将完成时，五四运动的氛围开始在北京弥漫。鲁迅依然按部就班地处理着买房事宜，但他并非对时局无动于衷。在给弟弟的信中，他详细记录了北京城内的种种变化，以及学生们的活动情况。

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，鲁迅正在与房产中介商谈过户事宜。透过中介处的窗户，他目睹了学生队伍经过的场景。当天下午，他按原计划去银行支付了一部分房款，然后匆匆赶回寓所，写下了一篇关于青年运动的文章。

在随后的日子里，鲁迅一边处理房产交易的后续事务，一边密切关注着运动的发展。他利用教育部的职务之便，经常为被捕学生写求情信。同时，他还将自己的一部分稿费，捐给了支持学生运动的基金会。

6月初，鲁迅终于完成了房产的过户手续。这时的北京，学生运动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。他开始着手整修新房，同时在日记中记录着街头巷尾的各种见闻。新房的书房里，堆放着他收集的各类传单和报纸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鲁迅购房的经历与他后来的创作有着微妙的联系。这处位于八道湾的四合院，成为了他观察北京市井生活的一个窗口。许多来访的青年作家和进步学生，都在这里与他进行过深入的交谈。

到了年底，鲁迅完全搬入新居。他将一间偏房改造成了小型图书室，收藏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和期刊。这些书籍后来成为了北京进步青年的重要阅读资源。房子的后院，他种上了一些花草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偶尔也会在院中踱步思考。

这处四合院见证了鲁迅生活的转折。在这里，他不仅完成了多部重要作品的创作，还接待了众多寻求指导的青年作者。这个普通的四合院，逐渐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据点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后院的灯光总是亮得很晚，映照着案头的书籍和未完成的稿纸。

五、胡适的日常生活

1919年的一个普通清晨，胡适像往常一样在北京大学的宿舍中醒来。作为北大教授，他有一套两居室的单身宿舍。房间里最显眼的是一张巨大的书桌，上面摆满了中英文书籍和各种笔记本。

每天清晨六点，胡适都会准时起床。他坚持在晨练时朗读英文，这个习惯从留学美国时就保持至今。宿舍周围的小路上，经常能看到他一边快步走，一边念诵着英文诗歌的身影。

早餐通常是在学校食堂解决。他习惯点一碗清淡的面条，配上一个鸡蛋。用餐时，他总会带着一本随身携带的笔记本，记录下突然想到的学术观点或者时事感想。

上午的时间主要用来备课和写作。他在北大主要教授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改良等课程。课程讲义都由他亲自编写，每一个观点都要反复推敲。授课时，他经常使用白话文举例，这在当时的学术界还是很新颖的做法。

中午，胡适会在办公室简单地用些点心，通常是几块饼干配茶。这时候也是他接待学生的时间。学生们经常带着各种问题来访，从文学创作到人生规划，他都会耐心解答。有时，一些进步青年也会来讨论社会改革的问题。

下午的课程结束后，胡适常常到图书馆去。他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室，墙边摆满了各种工具书。在这里，他开始着手编写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同时也在为《新青年》杂志撰写文章。

傍晚时分，他偶尔会到附近的小茶馆去。这些茶馆是知识分子聚会的场所，他在这里经常遇到陈独秀、钱玄同等同事。他们一边喝茶，一边讨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。有时，讨论会一直持续到深夜。

晚上回到宿舍后，胡适会处理大量的信件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，他每天都收到很多来信，有请教学问的，有讨论时局的，甚至有询问个人问题的。他都会一一回复，有时写信到深夜。

周末，胡适常常邀请几位朋友到家中聚会。他们或讨论学术，或谈论时事。客人中经常有《新青年》的编辑们，他们一起商讨杂志的选稿和编排。这些聚会往往会持续整个下午，有时还会即兴创作一些白话诗。

在五四运动期间，胡适的生活节奏被打破了。他开始参加更多的会议和讨论，但仍然保持着详细记录的习惯。他的日记本上不仅记录了重要事件，还包括了许多细节性的观察。

每月发工资时，胡适都会仔细记账。除了基本生活开支外，他会购买大量的书籍和报刊。他订阅了多种外文期刊，经常将重要文章译成中文，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。

深夜，当北大校园归于平静时，胡适的房间里常常还亮着灯。他会在这个时候整理白天的笔记，或者翻阅新到的外文书籍。书桌上总是摆着一壶浓茶，陪伴他度过这安静的时光。有时，他也会站在窗前，望着月光下的校园，思考着中国的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