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杨文汇仕齐智慧社区居家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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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：盛唐治世中的“逆耳之臣”
一、魏徵：逆鳞强谏，筑牢贞观纠错机制
二、褚遂良：以命守制，捍卫皇权传承底线
三、张九龄：观人料祸，预警官僚体系危机
尾声：直臣风骨照古今
续上篇
三、张九龄：观人料祸，预警官僚体系危机（《唐纪三十二・天宝六年》）
正直事迹：独指反相，在盛世迷雾中洞察危机
天宝六年（公元747 年）的长安，正值 “开元盛世” 的巅峰 —— 街头商铺林立，胡商往来不绝，宫殿金碧辉煌，群臣宴饮不断。玄宗李隆基已在位三十五年，早年的英明神武渐渐被安逸享乐所取代：他沉迷于与杨贵妃的情爱，将朝政交给李林甫、高力士等人；他好大喜功，频繁发动边疆战争，对边将的依赖日益加深。在这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中，一个潜在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，而最先嗅到危机气息的，是时任中书令的张九龄。
张九龄出身岭南寒门，凭借过人的才华考入仕途，因直言敢谏、洞察敏锐而得到玄宗的赏识，最终官至宰相。与其他大臣不同，张九龄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—— 他深知 “盛世之下必有隐忧”，尤其是对边将的权力膨胀，更是忧心忡忡。而让他最为警惕的，便是时任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。
安禄山出身营州杂胡，早年因骁勇善战得到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提拔，后来通过贿赂李林甫、讨好玄宗，逐步升任三镇节度使，掌控了北方数十万大军。此人身材肥胖，看似憨厚，实则野心勃勃—— 他每次入朝，都会向玄宗献上奇珍异宝，并用 “臣乃胡人，不知礼仪，唯知效忠陛下” 的奉承话取悦玄宗；他还主动请求成为杨贵妃的 “养子”，以近乎谄媚的方式拉近与皇室的关系。玄宗对安禄山极为信任，甚至在长安为他修建府邸，特许他 “出入宫禁，不受约束”。
但张九龄却从安禄山的“憨厚” 外表下，看到了隐藏的野心。第一次见到安禄山时，张九龄便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此人眼神锐利，言语夸大，有狼子野心，绝非甘为臣子之人，若不早除，将来必为祸乱。” 后来，安禄山因违反军纪（征讨契丹失利）被押至长安，按律当斩。张九龄立即上奏玄宗，请求处死安禄山，奏疏中写道：“安禄山治军不严，导致兵败，按律当诛；更重要的是，此人面有反相，心怀异志，今日不除，他日必反，望陛下明察！”
玄宗看了奏疏后，却不以为然，认为张九龄“小题大做”。他对张九龄说：“安禄山虽有过错，但骁勇善战，是难得的边将之才。朕已赦免他的死罪，让他戴罪立功，卿不必过于担忧。” 张九龄连忙劝谏：“陛下，安禄山并非‘才臣’，而是‘奸雄’。昔年汉武帝诛杀匈奴降将金日磾之弟，并非因其有罪，而是因其有反相；今安禄山既有反相，又有过错，若不诛杀，必留后患！”
然而，玄宗此时已被安禄山的奉承所迷惑，根本听不进张九龄的谏言。他甚至认为张九龄是“嫉妒安禄山的才华”，对其谏言愈发冷淡。李林甫见状，也趁机在玄宗面前诋毁张九龄，称 “九龄过于严苛，不善用人，恐不利于边疆稳定”。在李林甫的谗言与玄宗的猜忌下，张九龄逐渐被疏远，最终在天宝五年（公元 746 年）被罢去宰相之职，贬为荆州长史。
张九龄被贬后，再也无人敢对安禄山的野心提出质疑。安禄山更加肆无忌惮—— 他不断扩充军队，暗中囤积粮草，还与史思明等人勾结，为叛乱做准备。而玄宗对安禄山的信任却有增无减，甚至在安禄山入朝时，亲自到城外迎接，并赏赐无数。天宝十四年（公元 755 年），安禄山以 “忧国之危”、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，在范阳起兵反叛，史称 “安史之乱”。叛军一路势如破竹，很快便攻占了洛阳、长安，玄宗被迫逃往蜀地，“开元盛世” 就此终结。
逃蜀途中，玄宗想起张九龄当年的谏言，不禁泪流满面，感慨道：“朕若听九龄之言，何至于有今日之祸！” 他立即下旨，追赠张九龄为司徒，赐谥号 “文献”，并派人前往张九龄的故乡（今广东韶关）祭奠。而《资治通鉴》在记载这段历史时，特意写道：“九龄在相位时，每见禄山，必言其有反相，劝上除之，上不听。及禄山反，上始悔不用九龄之言。”
张九龄的预警，不仅是对安禄山个人的判断，更是对唐朝官僚体系危机的洞察。在天宝年间，随着玄宗的怠政，官僚体系逐渐崩坏：李林甫为巩固相位，“嫉贤妒能，排斥异己”，大量任用无才无德却善于逢迎的官员；边将权力过度集中，“节度使总揽军、政、财、人事大权”，形成了 “尾大不掉” 的局面。张九龄作为宰相，早已察觉到这些问题 —— 他曾多次上奏玄宗，请求 “限制边将权力”“整顿吏治”“轻徭薄赋”，但这些谏言都被玄宗忽视。
在荆州任上，张九龄写下了著名的《感遇十二首》，其中“兰叶春葳蕤，桂华秋皎洁” 一句，既表达了自己坚守正直的品格，也暗含了对盛世衰落的惋惜。天宝七年（公元 748 年），张九龄在荆州病逝，享年 63 岁。他没能亲眼看到安史之乱的爆发，但他的预警，却成为了唐朝由盛转衰的 “预言”—— 当一个王朝的官僚体系失去了 “纠错能力”，当君主失去了 “纳谏之明”，即便处于盛世巅峰，也会在瞬间坠入深渊。
典籍原文
“安禄山有狼子野心，面有反相，非甘为臣者，将来必反。今其兵败，按律当诛，陛下若赦之，恐贻后患。”
“昔汉武帝诛金日磾弟，以绝后患；今安禄山反相已露，罪当处死，陛下何惜一人而乱天下！”——《资治通鉴・唐纪三十二》
反思其道：识人用人与危机预判的治理价值
张九龄的“直”，体现了优秀大臣 “见微知著” 的危机预判能力，也揭示了官僚体系 “纠错前置” 的重要性。在治理实践中，“危机预判” 是比 “事后补救” 更重要的能力 —— 一个王朝的衰落，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由无数个 “微小的危机” 积累而成。张九龄之所以能洞察安禄山的野心，不仅是因为他善于识人，更因为他对唐朝的官僚体系与边疆政策有着深刻的理解。
从识人用人的角度来看，张九龄的判断基于两个核心：一是“言行一致性”—— 安禄山表面上对玄宗极尽奉承，却在私下里扩充势力、排除异己，这种 “言行不一” 正是野心家的典型特征；二是 “权力与德行的匹配度”—— 安禄山虽有军事才能，却缺乏 “忠君报国” 的德行，将数十万大军交给这样的人，无异于 “养虎为患”。张九龄的这种识人标准，正是古代 “任人唯贤” 思想的体现 —— 选拔官员，不仅要看其才能，更要看其德行，只有 “德才兼备”，才能委以重任。
从官僚体系的“纠错前置” 来看，张九龄的谏言是对 “权力失控” 的预警。在唐朝的边疆制度中，“节度使” 原本只是临时设置的军事长官，后来逐渐拥有了行政、财政、人事等权力，成为 “一方诸侯”。张九龄早已意识到这种制度的隐患 —— 他曾上奏玄宗，请求 “将节度使的军权与行政权分离”“定期调换节度使，防止其形成割据势力”，但这些建议都被玄宗忽视。当安禄山掌控三镇节度使权力时，实际上已经具备了 “叛乱的资本”，而玄宗的信任与李林甫的包庇，更是为其叛乱提供了 “时间窗口”。
张九龄的失败，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治理悖论：当君主沉溺于安逸、权臣闭塞言路时，即便有直臣洞察危机，也无法阻止灾难的发生。在天宝年间，玄宗的怠政与李林甫的专权，使得官僚体系的“纠错机制” 完全失效 —— 谏官不敢言，大臣不敢谏，只有张九龄一人坚守正直，却被视为 “异类” 而遭贬谪。这种 “纠错机制” 的崩坏，比安禄山的野心更具破坏性 —— 它让王朝失去了 “自我修复” 的能力，只能在危机的积累中走向衰落。
从更深层来看，张九龄的故事还反映了“盛世治理” 的难点：在盛世之下，君主容易产生 “自满心理”，认为 “天下太平，无需担忧”，从而忽视潜在的危机；大臣也容易产生 “迎合心理”，认为 “只需讨好君主，无需直言进谏”，从而放弃自己的责任。而直臣的价值，就在于打破这种 “盛世迷思”，以清醒的头脑提醒君主 “居安思危”。正如张九龄在《进千秋节金镜录表》中所言 “天下之安，非一日之安也；天下之危，非一日之危也。安不忘危，危可转安；若安而忘危，虽安必危”，寥寥数语，道尽盛世治理的核心要义，恰是他对天宝年间大唐政局最沉痛的预警。彼时他已被贬荆州长史，远离长安朝堂，却仍以 “身虽远、心未离” 的赤诚，在表文中剖开盛世表象下的隐忧 —— 玄宗沉迷声色，将 “开元盛世” 的功业视作理所当然，朝堂之上李林甫专权、谄媚之风盛行，边疆安禄山拥兵自重却被视作 “忠勇之将”，满朝文武多沉醉于歌舞升平，唯有他清醒地看见 “安” 的泡沫下正在滋生的 “危” 的根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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