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，茅以升建造“钱塘江大桥”时，为何要特意留个大洞？事后才知他真的高明

自近代以来，我国长期处于贫穷和弱势状态，经济与科技发展滞后，诸多领域不得不依赖外国的先进科技。无论是铁路还是大桥的建设，不仅技术需从国外引进，甚至设计和施工也多由外籍人士负责。

在当时的外国人看来，中国显得落后，中国人被他们视为无知且愚昧。

他们经常断言，中国人无法完成某些任务，似乎只要涉及高技术工程，就非得由外国人主导才能推进。

近代中国涌现了一大批爱国科学家和工程师，他们凭借卓越的才华和无畏的精神，在工程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。

茅以升便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，他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土木工程学家和桥梁专家。

与詹天佑一样，茅以升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。他主持修建的钱塘江大桥，成为中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。

钱塘江大桥堪称奇迹，它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。

中国人自主设计并建成的首座现代化大型桥梁，成功颠覆了西方“中国人无法独立修建大桥”的偏见。

该桥坐落于波涛汹涌的钱塘江之上，粉碎了“钱塘江上无法修建桥梁”的谣言，且稳固屹立数十年。

这座诞生于近代中国的桥梁，融合了茅以升的智慧与广大施工人员的辛勤汗水，成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杰出作品，其建造难度与技艺之高超，堪称世界罕见。

在桥梁建设期间，抗日战争的战火遍及全国，因此大桥自始至终都考虑到抵御敌军的轰炸，其坚固程度远超人们的想象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即使炸药放置精准，桥上堆满炸药，也难以将其摧毁。

令人费解的是，在建造桥梁时，茅以升在桥的正墩中特意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，工人们对此感到困惑，直到后来才明白茅以升的用意。

钱塘江大桥建成仅89天后便遭到炸毁，而主持爆破的正是建造大桥的茅以升本人，这究竟是为何？

这一切，都需从那段悲壮而传奇的历史讲起。

茅以升自幼立志建造一座坚不可摧的大桥，他的这一志向源于一场事故。

茅以升十岁时，正值端午节的南京秦淮河上举行盛大的龙舟比赛。这是每年一度的盛事，参与者与观众众多。

茅以升因身体不适未能前往观看，幸免于难。

由于人数众多，年久失修的夫子庙文德桥不堪重负，最终倒塌，造成众多人员伤亡。

茅以升得知此事后，深感悲痛，尽管他躲过一劫，但许多人的生命却因此逝去，这让年幼的茅以升感到极度伤心，从而下定决心，未来一定要建造一座坚不可摧的大桥。

自此，茅以升踏上了漫长的求学之路。茅以升天赋异禀，同时勤奋刻苦，努力学习。

在后来建造大桥的过程中，人们发现茅以升记忆力惊人，过目不忘，被誉为天才。

茅以升的天资确实卓越，但他的出色记忆力更多得益于刻苦的训练。

茅以升自幼便对书籍与背诵情有独钟，每日清晨即起床，于河边持书朗诵。无论河水的潺潺声，抑或渔民的歌声，对他而言皆不足以分散其专注。

茅以升不仅热衷于背诵文章，对于同龄人常感枯燥的抽象数字亦充满兴趣，他曾将圆周率背诵至小数点后第一百位。

经过数年的刻苦磨炼，茅以升培育出非凡的记忆力，几乎达到过目成诵的境界，常能于文章朗诵完毕后，立刻在心中铭记。

凭借这份天赋与不懈的努力，茅以升的学业成绩始终位于前列，顺利考入唐山路矿学堂。

在唐山路矿学堂，茅以升首次聆听了近代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演讲，深受鼓舞。孙中山先生鼓励年轻学子投身革命，推翻封建政权，或学习先进技术，以报效祖国。

自幼便立志于桥梁建造的茅以升，在孙中山先生的话语中找到了坚定的信念，于是毅然选择桥梁专业，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留美官费研究生，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。

茅以升仅用一年时间便完成了所有学业，攻读硕士学位，并赢得了教授们的赞赏。学校因他的卓越表现和能力，希望他留校任教，这是一份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高薪职位，但他却拒绝了。

茅以升渴望掌握桥梁建造的实践技术，以便尽快返回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因此他前往业界领先的匹兹堡桥梁公司，从实习生做起。

那段时期是茅以升求学生涯中最艰难的阶段，他白天在公司学习桥梁的绘图与设计等知识，夜晚则回到学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。

在这期间，茅以升每天仅睡四五个小时，甚至用餐时也在思考问题。为了能够腾出右手进行书写，他特意用左手拿勺子。

1919年10月，茅以升成功获得卡利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，成为该校首位工学博士。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观点，被后人称为“茅氏定律”，并因此获得学校的表彰和奖章。

尽管众多学校向他伸出橄榄枝，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科研环境，茅以升还是选择在学业完成后毅然回国。

归国后的前十年，茅以升秉持“救国先树人”的理念，投身教育事业，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和校长，创建了工学院，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工科学子。从第二十年起，他正式投身于水利、道路和桥梁等工程建设。

在担任江苏水利局局长期间，他亲自勘察地形和水文情况，设计和施工了多项造福国计民生的水利工程，赢得了官方和民众的广泛赞誉。正因如此，建造钱塘江大桥的重任最终落在了他的肩上。

浙江当局早已计划修建钱塘江大桥。钱塘江横贯浙江省，将浙江分为浙东和浙西两部分，严重阻碍了两地的交通，成为华东与华南交通网络中的一个空白点。因此，修建钱塘江大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
真正棘手的是，在钱塘江上建造大桥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程。杭州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谚语：“钱塘江造桥——没办法”，用来形容那些看似不可能或难以实现的事情。

钱塘江的水文地质环境极其复杂，可用“凶险”一词来形容。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，钱塘江的水势汹涌澎湃，如同奔腾的烈马、嘶吼的怒兽。唐代诗人刘禹锡曾描绘：“八月涛声吼地来，头高数丈触山回”。

自古以来，钱塘江的水势便是如此猛烈，建造大桥的难度堪比登天。除此之外，钱塘江的江底地形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。

经过数百年的冲刷，江底形成了40米厚的流沙层，且这些流沙会随着水势不断移动，因此钱塘江有“深不见底”的说法。

鉴于钱塘江恶劣的地理条件，尽管建造大桥的需求迫切，但长期以来无人敢尝试，直到这个任务落在了茅以升的肩上。

茅以升在桥梁建设领域钻研了数十年，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。然而，要在钱塘江上建造这样一座庞大的桥梁，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

茅以升并未被困难吓倒，他亲自到钱塘江进行实地勘察，进行了详细的调查。在充分了解水文和地质条件后，他坚信凭借自己的设计和当时中国的施工能力，可以成功建造钱塘江大桥。

实际上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科学结论，更是一份军令状。正如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对茅以升所说：“如果大桥造不成功，我俩都要跳钱塘江！”

钱塘江大桥是一项巨大的工程，要么不做，要么就必须成功，不能失败。因此，在茅以升提出可以建造钱塘江大桥并担任桥工程处处长时，他怀揣着“不成功便成仁”的决心。

在大桥开工前，实际上有两个设计方案。

第一个是茅以升的方案，另一个是美国专家华德尔的方案。

华德尔是一位著名的桥梁和道路专家，曾长期担任中国铁道部顾问。他设计的钱塘江大桥方案为单层桥，两侧为公路，中间为铁路，造价为758万银元。

而茅以升提出的方案则截然不同，他设计的是双层桥，上层为公路桥和人行道组合，下层为单线铁道，造价仅为510万银元，远低于华德尔的方案。

茅以升设计的大桥不仅在结构坚固性上更为出色，其设计方案也因此最终被选中。然而，钱塘江大桥的施工初期便遭遇了一系列难题。

首先，江底的泥沙层极其厚实，深达数十米坚硬如铁，使得桩子难以打入。若用力过猛，桥桩易断；若用力不足，则难以穿透。这对施工人员和桩材的要求极为严格。尽管施工队连续昼夜努力，一天一夜仅能打下一根木桩。

大桥共需九个桥墩，总计1440根桩子。按照这种进度，仅打桩一项就需要数年，大桥的完工日期遥遥无期。

这一消息传出后，外界纷纷质疑，有人甚至对茅以升的设计方案进行嘲讽，提议找外国人负责建造，认为中国人无法胜任。

茅以升对这些闲言碎语置若罔闻，但他深知钱塘江大桥的建造不能失败，他决心争一口气，证明即使仅凭中国自己的设计和施工能力，也能建造出世界一流的大桥。

尽管决心坚定，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轻易可得，工程进展缓慢，如同压在茅以升肩上的一座大山，让他喘不过气。

正是在这种紧急关头，茅以升从浇花盆中获得了灵感，发明了“射水法”。该方法首先利用高压水冲击江底的泥沙，待泥沙被冲出一个深洞后，再将木桩对准洞口，利用气锤将其打入。

采用这种方法，施工队一夜之间能打下30根桩，所需力气也大大减少，打桩难题得以顺利解决。

桩子问题解决后，江下的施工又遇到了新的挑战。钱塘江水流湍急，江况复杂，施工人员在水下连固定位置都困难，更不用说进行施工了。

在解决这一挑战的过程中，茅以升采纳了“沉箱法”，即通过吊装技术，将约600吨重的方形钢筋混凝土箱子沉入水底，箱体开口朝下，随后利用高压气将箱内水排空，工人随后在沉箱内部进行施工。

这些仅是众多技术挑战中的一小部分。从施工到竣工，茅以升及其技术团队共同努力，接连解决了超过八十项技术难题，逐一克服重重困难，确保了工程稳健推进。

正当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如火如荼之际，抗日战争的战火蔓延至当地。

随着淞沪会战的爆发，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加速，对东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袭，上海、杭州、南京等地遭受轰炸。

钱塘江大桥，作为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，经常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，日机频繁从上空飞过，投下炸弹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继续建设钱塘江大桥充满了风险。当时前方战事激烈物资匮乏，民众急需撤退至后方，而日军破坏了道路和桥梁，半完工的钱塘江大桥成为了生命线。

茅以升毅然决定继续建造大桥，在茅以升的领导下，建桥工人们勇敢面对艰难险阻，迎难而上，以无畏的精神在战火中建成了大桥，实现了这一壮丽的爱国工程。

钱塘江大桥自1934年动工，至1937年9月26日正式开放，建设周期为3年。这座桥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建成，自诞生之日起，便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无数军需物资经此运往战场，助力淞沪会战；众多工业物资也被紧急转移至后方，助力后方工业的重建。

钱塘江大桥起初主要功能是运输物资，但随着战局不利，越来越多的民众涌向桥头，期盼撤离。

面对苦难的百姓，茅以升于心不忍，遂向上级提出在钱塘江大桥上开辟通道，优先疏散民众，从而拯救了十余万人的生命。

这座功勋卓著的大桥，在通车仅两个多月后，便面临着被炸毁的命运。

随着战局越发严峻，日军逐渐逼近钱塘江大桥。1937年12月下旬，国民党当局找到茅以升，传达炸毁大桥的命令，以防止大桥落入敌手。

茅以升早有预料在大桥建设初期，日军便开始侵略上海。因此，他在建造过程中，特意在大桥正墩预留了一个装填炸药的孔洞，其他工人当时并不知情，直到炸桥时才意识到他的做法是多么英明。

如果没有茅以升预先留下的炸桥口，那么仅凭在桥上绑炸药，是无法摧毁这座坚固的钱塘江大桥的。

茅以升曾坦言，若炸药放置不当，难以彻底摧毁桥梁；即便在桥面投放炸药，也仅能破坏表层。鉴于日本人的修桥效率，仅需短短数日便能修复。

若在预先设计的洞口引爆，则日本人的修复工作将推迟至一年之后。

由此可见，茅以升的确具有远见卓识。

尽管有所预料，但在得知钱塘江大桥的命运后，茅以升仍不禁悲从中来。他伤感地表示：“这种痛苦犹如亲手扼杀自己的孩子。”

无论多么心痛，茅以升都深知，钱塘江大桥绝不能落入日军手中，成为其进攻中国的桥梁。

在炸桥的前夜，茅以升心中不舍，但仍与军官沟通，指出盲目炸桥无法成功。随后，茅以升指示工人在自己标记的洞口放置大量炸药。

12月23日的午后，当日本骑兵的前锋部队抵达钱塘江大桥北侧之际，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，钱塘江大桥突然坍塌落入江中，仅剩桥墩孤立无援，见证了那段悲壮的历史。

日军虽然怒火中烧，却束手无策。

炸毁桥梁之后，茅以升凝视着远方蔓延的烟雾和大桥的残骸沉默良久，随后挥笔创作了《别钱塘》一诗：“瞬息风云变色，炸桥泪洒断途，五行火德缺而遇火，不复建桥非丈夫。”

在大桥被炸毁的前数日，茅以升夜不能寐，心中充满了悲愤。虽然炸毁钱塘江大桥是不可避免的选择，但亲手摧毁自己倾注心血的工程，这是一项多么艰难的抉择，其中的痛苦，非外人所能体会。

在抗日战争时期，茅以升身兼数职，不仅在政府部门任职，同时还在学校教授工程学科，致力于为国家培育桥梁建设人才，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。

在漫长的数年岁月里，茅以升常常回忆起钱塘江大桥的壮丽景象，以及与施工人员并肩作战的往事，心中充满了亲手炸毁大桥的痛苦，以及对伴随轰鸣声而倒塌的大桥的深切怀念。

钱塘江大桥始终未曾从他心中消失，因此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他的首要想法不是庆祝，而是着手修复这座大桥。

1946年春天，茅以升急速赶往杭州恢复桥工处，着手筹备修复大桥的工作。尽管他夜以继日地工作，但由于国民政府不够重视，次年仅完成了大桥的初步修复。

在国民党撤退之际曾试图炸毁大桥，幸得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全力保护，才未让阴谋得逞，确保了大桥主体部分的完好无损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府全力支持茅以升的工作，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对钱塘江大桥进行了全面修复。

1954年，钱塘江大桥正式恢复通车，其坚固程度更胜以往。

至今，钱塘江大桥依然矗立在江面上，这座在抗日战争年代诞生的桥梁，已走过八十余载岁月，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与富强。

虽然钱塘江大桥可能不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桥，但它承载着茅以升及建桥工人们的爱国情怀，这是他们留给后人的永恒珍贵财富，也是其他大桥无法比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