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征途中,红军将士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敌人的围追堵截,更有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物资匮乏。这种困境,深深刻印在每位亲历者的记忆里,即便到了晚年,黄克诚大将依然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思。
饥饿边缘的争议
红军走出草地之后,部队的供应愈发紧张,指战员们长期忍受着饥饿的煎熬。这时,中央派来的几位新领导同志,开始在红三军团改善自己的伙食,这与彭德怀长期倡导的艰苦朴素、官兵平等的作风格格不入。下层官兵对此多有怨言。在极度饥饿下,偶尔有战士违反纪律,偷食群众东西。黄克诚认为这更多是教育问题,不应重罚。但新来的个别领导却将此视为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,主张严厉整顿纪律,甚至动用死刑。
黄克诚明确反对这种严苛做法。他指出,战士情绪低落与领导教育不足有关,同时也受领导干部未能以身作则的影响。他强调,刚走出草地,大家已精疲力竭,此时搞大整顿和审查干部并不合适,对同志应以教育为主,而非对待敌人般残酷。他的异议,导致他被认定“不可靠”,不适合政治和带兵工作,最终被调任军事裁判所所长。
绝处逢生的惊喜
部队继续北上,于9月17日由彭德怀指挥攻克天险腊子口,打开了北上的通道。次日,即9月18日,红军占领哈达铺,终于走出藏民区。长期与人民群众隔离的红军,见到遍地百姓,欣喜若狂。尽管哈达铺一个馒头要价五角大洋,但能让长期挨饿的指战员饱餐一顿,也让黄克诚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更让大家沸腾的是,在哈达铺,他们看到了报纸。从报纸上,黄克诚等人得知了刘志丹、高岗等人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,并建立了人民政权。这消息如同在黑暗中见到曙光,让精疲力尽的战士们欢呼雀跃,甚至跳了起来。这正是中央红军梦寐以求的立足之地。随后,中央政治局在班罗镇召开会议,
正式决定将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战略大本营,中央红军主力(当时只剩下不足万人)随即向陕北挺进。
西北革命的基石
黄克诚在回忆中深刻指出,陕北根据地虽然当时规模不大,红军力量也相对弱小,且正处于国民党军队的“围剿”之下,但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时,这块根据地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它让中央红军得以站稳脚跟,休养生息,重整旗鼓,为日后创建红色首都、抗日圣地奠定了基石。刘志丹的不朽功绩正在于此。
实际上,刘志丹、高岗等人在西北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充满了艰辛。早在1922年,高岗在横山一高求学时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,并在此期间结识了刘志丹。1926年,高岗入党。大革命失败后,他与刘志丹、谢子长等人积极恢复党组织,并进行了渭华起义等尝试。
在经历多次兵运工作的挫折后,他们认识到必须建立由党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。在开国上将阎红彦的晋西游击队抵达陕北后,刘志丹等人以此为基础,组建了红军陕甘游击队,这便是后来著名的红26军的前身。高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,尤其是在陕西省委遭遇破坏后,他积极协助王泰吉重建武装,恢复了红26军,成为刘志丹之后西北根据地的二号人物。
结语
尽管部队在哈达铺休整时间短暂,后续行军中仍有大量人员因体力不支掉队,并遭遇政治保卫机关的残酷处理,甚至黄克诚本人也因不忍心对同志下重手而再次被批评和边缘化。但这未能掩盖陕北根据地带来的希望。10月19日,中央红军主力最终抵达陕北吴起镇,长征胜利结束。那块来之不易的革命根据地,不仅让长征将士们绝处逢生,也承载了无数革命先烈开辟新局的汗水与鲜血。正如黄克诚所言,高岗后来虽然犯了严重错误,但他协助刘志丹创建陕北根据地的功劳,不应被抹杀。这段历史,是艰难,也是新生。